※ 對於連結的攻擊
在世界愛滋日思考愛滋
在愛滋敘事裏頭,從汙名化,到立罪化(愛滋感染防制條例),在在顯示出一種人類面對疾病瘟疫導致死亡的恐懼。雖然這種恐懼在醫藥進步的今天顯得風聲鶴唳,杯弓蛇影。
另一方面,hiv病毒的傳染途徑與性相聯結,使得人類對於性,還有性所代表的非理性巨大力量的恐懼,與感染hiv病毒的恐懼交相混雜,形成一種難以消化的陰影。
而人類面對這樣的陰影,最常使用防衛往往也是最原始的:分裂(splitting)。把好的(健康的聖潔的異性戀婚姻體制的性)留給自己,壞的(生病的骯髒的性少數且逾越婚姻體制的性)留給感染者。
另一方面,隨著醫藥進步,我們可以聽到另一種聲音:”就是hiv一點也不可怕,感染後吃吃藥就好。”因此對於防護毫不在意。
在我看來,這種心態其實也是屬於這種巨大不可消化的恐懼的另一種體現,透過躁狂式的防衛來抵禦過度”驚嚇””嚴苛”且”道德訓斥”的防疫策略。
而精神分析教導我們,過度嚴苛的超我,往往通向死亡……。
今天是世界愛滋日,阿智邀請您一同關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QGlPolpVVY&app=desktop
※圖片來源:
https://signifer27.wordpress.com/2012/11/30/%E6%84%9B%E6%BB%8B%E9%A2%A8%E6%9A%B4%EF%BC%8C%E5%85%A8%E7%90%83%E9%98%B2%E7%A6%A6/
#治療memo4
而一週多次的分析就像是婚姻,藉由密集的互動,關係的親密與衝突,才會真正的顯現出來。而人格的精隨才有更多機會得到修通。”
#治療memo2
所以隱藏自己,保有自己雖可貴,
但永遠也別忘記外在現實。
並從這些侷限中慢慢協商,
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
#治療memo1
不要忘記恨的部分;
當我們詮釋恨
也別忘了背後的愛。
(引用案主的話)
繁花盛開的心理治療之都
每三人至少有一人曾接受心理治療,
近年也試圖把心理治療的專業推廣到中國。
記會內活動 :同志的心理治療
昨天下午參與會內活動,David Bell有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
“要協助同志案主,帶著病理化的眼光不會有任何好處。
也許我們可以說,脆弱的父親與強勢的母親”可能”是男同
但弔詭的是,我們就不會說強勢的父親與脆弱的母親是形成
任何有關心性特質的了解也許可以存在於治療師的想像中,
但是把焦點集中在這裡,會讓我們錯失真正理解案主的良機
記得青少年時期有個同志好友跟我出櫃,當時就跟我說,
成為同性戀從來都不是一種選擇。
(阿智:這個分享提醒過度把性取向當作一種選擇,而想要
我們想對同志案主有所幫助,需要了解社會壓迫及其因應,
這段話,透過精神分析的大咖說出來,對台灣的分析社群可
※ 拉岡大弟子挺同婚
Miller對於保守派對精神分析的濫用,所導致的錯誤訊息(特別是病理化);還有對於佛洛伊德與拉岡等大師作品的貧乏閱讀,暗渡陳倉道德訓斥來反同志,大加撻伐。
Miller以大膽的論述對抗道德化的規範,強調性別、性、與慾望的流動,並認為這是精神分析研究與實務的特色。
在此,我要對英語系讀者轉譯Miller文章的要點,顯示其睿智的觀點何以使得我與其他酷兒學者更加篤定,也照亮了酷兒認同與慾望的研究與論述。
“假使拉岡給予伊底帕斯結構父母的象徵形式(涵括了:父之名、母之慾、以及陽具),這組概念並不意味著人類學上的不變,相反的,它引領我們將父之名的功能複數化,相對化,最終轉向對於症狀(在此拉崗用了sinthom這個古字)的理解。”
關於同志婚姻論戰,Miller糾正了那些對伊底帕斯結構過於簡化的雙親象徵,把它侷限為小孩一定要在一男一女的異性戀父母養育下成長。這種過度簡化的觀點在過去也導引出”正常的”小孩必須在”正常的”家庭中成長,任何對核心家庭動力的挑戰將會導致心理的崩壞。在五六零年代,便有許多美國心理學家假精神分析之名,強調壓迫的母親與遙遠的父親(或者太有情感的父親)會使小孩變成同性戀。Miller非常不認同這種看法,認為這是將父親母親的象徵過度侷限在生理性別綁定的父與母。
“正是這個基本概念,於日常的分析實踐中引領我們了解,無意識並不像宗教與神話所傳遞的那樣;兩性從來不為彼此創造,也從來不是生來就完美地互補。這種體會恰好與拉岡這句話相吻合:”沒有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性關係。”
文章最後一段,Miller重申精神分析在倫理上不假評斷的態度,來探究個體慾望的主體性:
進入心智唯一的方法,就是在這個過程杜絕任何評斷與道德的干擾,除非主體有所覺察並想壓抑,否則將會無法靠近心智的核心。在美國,對倫理立場的堅守更加複雜,因為不像其他國家,美國的分析師被法律限制,要通報危險及犯罪行為。就最純粹的立場來說,精神分析的方法並非用來治癒同性戀,畢竟精神分析本來就沒有要治癒甚麼;而是要探索主體依附在客體上的慾望、及其功能。
對酷兒理論來說,精神分析的方法對於文化研究非常有用,特別在探索非正典的慾望、認同、與社會實踐。因為道德的評斷會遮蔽客觀的探究,使得主體與文化將自己關入衣櫃。精神分析主要在探索慾望的迴路,無論主體是透過如何曲折的方式發現它。
雖然Miller並沒有明確的意圖去說明精神分析如何運用在酷兒理論,但是他的書寫風格以及對正常、保守價值的毀壞(這些價值使人反對同志婚姻),展示了若隱若現的酷兒立場,凡此種種,都是以精神分析的概念作為基礎與工具。我期待在世頂尖的分析師都可以辨認出精神分析與酷兒理論的共通性,特別運用於對正常性的批判、還有體制對於性別與性特質的壓抑上。我們需要導正這些源自過去,對精神分析的誤用與陳舊偏見,導致對lgbt社群的壓迫;更近一步地,讓精神分析成為探究與批判的盔甲,以培力多元性別。
※ 精神分析對同性戀的想像
※ 心理諮商師的社會參與
我當然了解古典精神分析理論認為男同性戀認同陽具母親所導致的女性立場,你要說我某部份因為認同女人所以宣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我也不反對,或者說我把同志被壓迫的處境與懷孕學生被壓迫的處境互相混淆我也同意。但是這些詮釋其實都比不上我在這場性別平權對話中一定要表態的立場,因為在場對話的政治角力甚於我個人的心理議題。
心理治療常常把我們對人的理解縮小至個人的範疇,這種傳統其實有歷史的脈絡。從佛洛伊德對女性歇斯底里症的研究,發現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壓抑對人類心靈的捆綁,心理治療便亟於與所謂的社會道德撇清關係,專心追求個人的深化與解放。但是長期忽略社會層面的心理治療師,其實也謂此付出了許多代價。
以上的督導經驗讓我們發現:僅從個人層面討論此類性別平權議題的督導者,很可能在無意中複製了父權的壓迫,另類的聲音不僅沒有被珍惜與討論,還被某種知識的權威所打壓。許多忽略社會脈絡的心理治療者其實也忽略了自己正處於社會脈絡所架構的權力位置中,這種對社會文化的弱智小則讓被督導者經驗到虛弱無力的感受,大則波及到個案的社會權益。在我們工作的諸多判斷中,的確要小心聚焦,有時後最重要的介入不在於內省,而在於社會政治的角度。
威廉竇赫提便在【心理治療的道德責任】關於『社會參與』那一章深入討論了這一個議題,他提到心理治療界普遍對於社會參與的漠視,甚者還會從病態的觀點來看待案主的社會參與。詹姆斯希爾曼與他的同事凡度拉在他們的書【我們擁有心理治療一百年了──結果世界變得更糟】仗義直言:心理治療極力擁護私密領域對社區的瓦解有部分責任:「政治意識愈來愈低落,對現實問題愈來愈缺乏敏感度。為什麼聰明的人──至少白種中產階級──現在如此消極?為什麼?因為敏感又聰明的人都在接受心理治療!美國社會中這群人已經接受心理治療三四十年,而在這段時間內,這個國家的政治意識也衰退許多。」而根據亞倫沃菲的看法:在執行社會正義與福祉的諸多社會機構中,政府、市場與公民三方並治甚為重要。公民社會的衰微讓政府以及市場大行其道:「雖然市場與政府之間有明顯而重大的不同,但是兩者卻有相同的邏輯,也因此常有相同的結果。兩者都不強調單純的把他人當作是同類,要負起人對人的義務,而是把他人當作是政府的公民或者是獲取利益的機會。兩者都強調人會因為眼前的利益,或者外界的權威強迫,而連繫在一起。最後一點,我想在這本書中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兩者都不想認可讓自由的民主國家真正現代化的關鍵:人民有能力參與決定他們認為正確的道德原則。」
而人類社區的瓦解導致人與人的疏離,漂泊無根的現代人無法在政府以及市場機制中找到存在的意義,此時心理治療變成為最後的一道堡壘,可惜心理治療不僅沒有正視這種可怕的變化,反而接受或者間接的促成這樣的變化(只消看看現今心理治療受制於國家或者市場機制的程度便可以了解)。
令人欣慰的是後現代的心理治療對多元文化以及權力體制的強調引領治療師走出封閉的象牙塔,開始學習宏觀的角度。不僅試著用社會文化的觀點看待人,也試著讓社會參與的議題可以在我們的個案工作中舒展開來。
威廉竇赫提便提出了幾點供我們參考:
1. 不要從貶抑的觀點來看當事人的社會參與,至少給予當事人的社會參與基本的肯定與尊重。
2. 在時機適當的時候(通常如果案主主動提起),不要規避社會參與的議題。
3. 除了討論案主社會參與的動機,也可以討論案主在其中的收穫,同時強調社會對個人的責任與個人對社會的責任。
4. 如果可以把個人內省的收穫與案主所談的社區議題結合就更好了。
5. 最理想的狀況是,治療最後階段也可以問案主如何把在治療學的東西運用在社區中。
以我自己對同志當事人的服務,除了從心裡動力的角度詮釋當事人之外,社會文化的角度也常是我念茲在茲的關懷。除了提供案主社區資源,必要的時候我也會鼓勵案主加入社區服務(譬如同志熱線),特別是社區服務對於弱勢族群案主的培力往往有很大的效果。只是這些焦點如何彈性的轉變運用端看治療師的判斷,我深切的感受到整合兩者的重要。
在專業生涯中,心理師法讓專業利益與國家利益結合,自己雖然迫於生計必須卡在諮商心理師的位置,但是我也提醒自己千萬不要迷失在專業狹隘與傲慢而不自知,更是要小心自己的在權力位置,莫要排擠不認同心理師法助人者的工作理念甚或生計利益。
回首自己從強調社會文化脈絡的輔大諮商所畢業,參與了早期台灣同志運動的歷史,也曾經把自己在關閉在小小的諮商室多年,虔心專研內在動力。我很高興這一年又再度回到社區服務的領域(參與熱線義工,同助會也很開始要醞釀新的服務方案)。真心認同自我是存在於歷史自然社會政治的豐富脈絡中,這樣自我才是豐富的。也時時提醒自己,來自自我以外的要求,並不是自我真實感的敵人,相反的,是支持自我真實感最需要的來源。並時時注意著心中關於醫病、權力、以及意義的建構。希望自己不要偏向任何一方,而能維持三者的平衡。
※ 妖魔化的母親:關於窺淫欲與性虐待的案例研究
我之前的論文認為:”性倒錯乃前伊底帕斯期擾動所形成的結果,在人類發展上屬於沒有分化的階段”。
憂鬱心智位置:"情遇巴塞隆納"
一方面拍案叫好,另方面則暗暗嘆息
真的只有對人生有徹悟的創作者才能拍出這樣的電影。
但熟年的我對於維琪(蘿貝卡霍爾飾)這個角色有更多體會
那種從女孩轉成女人的掙扎
原本世故成熟,理性自制的她
於婚禮前夕,巴塞隆納的那個夏天
仍被激情與非理性的力量(如她喜愛的高地建築)觸動心弦
從刻板假正經,到心醉神馳,直至最後的困惑與失落
讓我們看到一個女孩告別青春期的成長
在在讓我想到克萊恩所說的"憂鬱心智位置"
透過她難以言喻迷濛的眼神,傳達出來。
又沒有預算接受分析
那多看伍迪艾倫的電影也是另一種選擇
(畢竟他從年輕被分析到老,精神分析已然成為他的生活方式)
共同的哀悼 (電影"女朋友的女朋友")
※ 性特質與新性特質
精神分析會從幾大面向看待性特質:有的學派認為性特質是主體與外在客體互動的關係表徵;有些認為那是主體與內在客體互動所產生的真實;有些學派看待性特質是一種來自主體核心的性別與角色,有些則著重在臨床實務的移情關係。
自由聯想與符號帝國
記得參與法國分析師的個案討論,某句話如雷貫耳:”精神
當時這句話主要針對ㄧ般人使用精神分析的概念來理解個案
如此只把理論硬生生地套用在案主身上,而不是邀請案主一
當然分析師使用”打破”這個字眼,帶有某種程度的暴力,
甚麼是精神分析的精神?如何才可以擁有精神分析的體驗與
為了躲掉意識與語言的常規,案主與分析師都被要求自由聯
分析師不被案主的表面敘事所欺騙,掉入千篇一律沒有意義
而是均衡地分配自己的注意力,特別是案主敘事的方式:語
然後讓出自己的感官與這些經驗遇合,看看這些直觀的體驗
此種對於語言的批判,近日在閱讀羅蘭巴特的”符號帝國”
巴特如此批判西方所建構的(父權)語言霸權:
“西方將一切事物沉浸在意義之中,就像ㄧ門獨霸的宗教,
我想精神分析想要解放的,也是此種霸權。
學習分析的前期,總被教導要針對案主的話語,有不同的想
慢慢掌握訣竅之後,有段時間因為感官想像的開展,讓人彷
面對日日瑣碎,全然打開自己;因此在平凡的事物中,也能
這個過程是愉悅且自由的,有一點接近羅蘭巴特的”從語言
此種常規的陰暗在現代文明中創造了歇斯底里或者自戀的身
感覺巴特似乎尋找某種接近原初歷程的東西,但又不完全是
自由聯想沒有中心點的特質,當然也可以繞道意識語言的霸
※博客來試讀本- 符號帝國(完整導讀版,詹偉雄導讀)
http://
※ 寫作本身--論羅蘭巴特
http://www.douban.com/
※精神分析如何解讀電影
戲院像是潘朵拉盒子,承載了不見容於世的慾望;或者像月光寶盒,帶領我們穿越現實,實現夢想。
電影無視於現實的侷限,滿足內心深處的全能幻想;在電影裏頭,我們可以有各種可能,活出各種人生。相反的,如果我們把這些幻想付諸行動,就會對適應造成威脅。
為了可以安然地存活於世,電影成為內心世界與外在現實的過渡空間;透過它的存在,我們的心靈得以有所緩衝。
本文將夢與白日夢、幻想、詩相提並論,這些尋常的心靈運作與病理的症狀ㄧ樣,都是為了滿足現實與道德不容許的內在慾望(特別是性趨力),所達成的妥協。
文中提到日日生活的尋常小事,往往有意無意地激起內在潛藏的童年願望,面對此種無所不在的激擾,我們只好透過幻想來滿足它。
幻想與白日夢連結了當下與過去(童年),並且指向未來。詩人通過美學加工將幻想精煉成詩歌,內在肌理充滿了生存的掙扎。
詩歌引領讀者透過欣賞產生愉悅,與詩人共享某種內在的真實。
維斯康提的電影”無辜者”便充分展現了這個取向對角色的刻劃:
“ㄧ個男人與他人的連結殘破不堪,充滿絕望,永遠逃不出內在監禁,並且總是趨使他人遠離自己,徒留孤單與寂寞。”
”電影就像一個透鏡,透過它使我們瞥見心靈的無限潛能,電影並不是單純信念的宣示。銀幕反射出人類集體的情感,這些情感深埋在意識閘門之下。”
克拉考爾嘗言:決定用哪一種觀點來分析電影本來便是不容易的過程,畢竟電影是動態且集體的創作,最好能彈性轉換不同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關於不溝通
讀Winnicott真是有趣的經驗
字詞與話語都脫離了科學心理學的範疇,
進入哲學的領域,譬如這段:
"在健康的情況下,嬰兒創造那些圍繞著它,並且等待被發現的事物。
但這並不是說,在健康的情況下,客體被創造,而不是被發現....。
一個好的客體正因為對嬰兒不夠好,才能被嬰兒所創造;
也就是說,嬰兒為了需求而創造。
然而客體必須被發現,是為了可以被創造。"
溫老先生反反覆覆,左思右想的矛盾語法,
足以教人頭昏腦脹。
我想溫老爺爺的意思是:
"嬰兒注定是要受挫的,
因為沒有被滿足,全能感被挑戰
嬰兒才會啟動思考去克服挫折,
在心底重新創造客體,發現客體。
而這嶄新的客體,與之前純然主觀的客體截然不同,
這也是健康客體關係的重要開始。"
不溝通的價值
心理治療的過程早晚都會面對來自案主大大小小的抗拒,雖說抗拒後面蘊含著被潛抑(或者被壓抑)的重要訊息,將我們帶領到案主的核心。然而面對抗拒,還是得心存敬意,相信自有它存在的價值。
Winnicott研究人類發展過程中所展現的溝通,特別珍視”不溝通”的價值。特別當挫折發生,全能感受到挑戰,主體強烈感受到衝擊,為了維持主體的完整,讓真實感受迴盪在內心,保持緘默也非常重要。
治療師無需面質案主的抗拒,也要小心那些太過輕易同意治療師觀點的案主,有可能也只是在進行著某種形式的不溝通。這種喧囂的不溝通其實來自於:”假我”,比沉默更糟,無法使案主感受到內在的真實。
節錄自Winnicott:
“客觀地知覺到客體從部分客體慢慢地成為完整的人,有兩個對立的溝通面向值得注意:
1. 簡單的不溝通:暫且休息,忽略溝通。
2. 主動的以及反應性的不溝通:包含健康的面向,以及病理的面向。
很早我就認為:”促進性的環境”會適應個體的需求,不管需求源自主體本然(being),或者隨著成熟逐漸開展。如果”促進性的環境”失敗,就會導致生病。就客體關係的角度來說,嬰兒會使用”分裂機制”來因應這種失敗,一部分的分裂主要針對”當下的客體”發動,形成順從的假我;另一部分的分裂乃針對”主觀性的客體”,或針對”身體經驗”所發動;對主體來說都是異常可怕的經驗,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此我將介紹針對”主觀的客體”所發動的”主動的不溝通”。從主體觀察的角度來說,溝通的死局承載了非常真實的感受(此乃針對”主觀的客體”)。相對的,從”假我”所發動的溝通來說,主體無法感受到真實,因為並沒有源自主體的核心(這個核心我們可稱之為”真我”)。
藉著研究極端的個案,會抵達嚴重的嬰兒精神病領域,然而細加檢驗還是可以從發展正常的主體身上發現這個部分(特別當促進性環境沒有嚴重的被扭曲,成熟的歷程還是有機會發生)。
對於健康或者生病的主體來說,都會有某種程度的”主動不溝通”(臨床上我們稱之為退縮),與假我或順從的客體關係相連結。針對”主觀的客體”所發動的沉默或者秘密的溝通,必須間歇性的接管或者回復主體的平衡。因此,對於健康的主體而言,我們還是要容許其保持沉默或者擁有秘密(此種特權源自於針對’主觀的客體”所發動的”分裂性自我”的需求)。
我們並不需要把真正的健康描述成那是個體身上病態部分的殘餘,我們仍需正面看待健康主體擁有不溝通的部分,藉此主體才可以保持本色。”
隱居者與青少年
在人類內心最深處,最最安靜的那個核心,我們是不想與任何人溝通的。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各色各樣的隱居者,如容格晚年在勃林根所建立的塔樓,遠離喧囂,沒水沒電,過著原始簡單的生活。
在最極端的精神病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不溝通的現象,只是在健康的人身上,這個不溝通的核心還是會被功能良好的假我(類似容格的persona)所保護著。
唯有在這個核心,許多原始細微的經驗才有可能發生,這也是一切創意的源頭。
同樣的,我們在青少年身上(或者外表成人,發展階段還在青少年)也可以看到這個部分,對這種孤絕的重視與保護,也是追尋與建立自我認同重要的一部分。如此,這個核心自我才有可能免除來自外界的侵入。
這也可以解釋許多人雖然對精神分析理論很有興趣,卻對精神分析的治療退避三舍。也許在潛意識裏頭,他們會感覺核心自我似乎要被精神分析所”強暴”。
如果分析師看出這點,必須要尊重此種不溝通的價值,保持緘默,讓案主安安靜靜地待在那個不被找到的地方,涵容它的存在。
(或者轉個彎,在ㄧ個更大的視角思考與消化這些素材。)
在青少年身上也是,許多父母喜歡偷窺孩子的日記(或信件),然後大辣辣地詢問小孩或者揭穿它。這是非常粗暴的行為,宛如侵入孩子的內在世界。
最好父母可以學習分析師的姿態,安安靜靜地涵容就已足夠。另一方面,青少年也喜歡表現得跟大家一樣,表面上鞏固自我認同,實則是藉著”看起來一樣”使得自己的獨特性不被辨認出來,這也是某種保護核心自我,維持不溝通的良好策略。
※閱讀的文章是:
Communicating and Not Communicating Leading to a Study of Certain Opposites1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