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特質與新性特質




精神分析會從幾大面向看待性特質:有的學派認為性特質是主體與外在客體互動的關係表徵;有些認為那是主體與內在客體互動所產生的真實;有些學派看待性特質是一種來自主體核心的性別與角色,有些則著重在臨床實務的移情關係。
不管是哪一種觀點,都把焦點集中在從身體到心理的”(身心的),並以生死本能為基礎,細緻地處理與昇華這些身體/情感的能量表達。此外,我們還要了解性特質與生俱來就帶著某些創傷性;主體面對這些創傷,會試著向外尋找出路。
(阿智:如此我們才能理解作者所要正名的新性特質” neosexuality,也就是精神分析傳統所稱的性倒錯”  perversion ;乃是主體在面對性創傷,內心激起難以抵擋消化的興奮與恐懼時,所產生的各式各樣解決方案。)

自由聯想與符號帝國



記得參與法國分析師的個案討論,某句話如雷貫耳:”精神分析不是重覆語言的常規,而是要打破語言。”
當時這句話主要針對ㄧ般人使用精神分析的概念來理解個案,卻在技巧與詮釋中,失卻精神分析的精神。
如此只把理論硬生生地套用在案主身上,而不是邀請案主一起沉浸在精神分析的體驗中。
當然分析師使用”打破”這個字眼,帶有某種程度的暴力,然而此種暴力卻是為了對抗意識(型態)對人性制約的更大暴力。



甚麼是精神分析的精神?如何才可以擁有精神分析的體驗與思考?這是一個過於龐大的問題,”自由聯想”是很好的起點。
為了躲掉意識與語言的常規,案主與分析師都被要求自由聯想(分析師這端或說是懸浮的注意力),
分析師不被案主的表面敘事所欺騙,掉入千篇一律沒有意義的重覆之中。



而是均衡地分配自己的注意力,特別是案主敘事的方式:語調、神情、氣氛、突如其來的插曲,靈光閃現的時刻。
然後讓出自己的感官與這些經驗遇合,看看這些直觀的體驗,會與治療師的身體情感思想激盪出怎樣的火花。



此種對於語言的批判,近日在閱讀羅蘭巴特的”符號帝國”中,也得到印證。
巴特如此批判西方所建構的(父權)語言霸權:

“西方將一切事物沉浸在意義之中,就像ㄧ門獨霸的宗教,強迫全體人民受洗。語言的對象(由語言所構成)顯然成為理所當然的信徒,透過轉譯,語言的第一層意義召喚出話語的第二層意義,這樣的召喚有一種普遍約束力量。有兩種方法可使話語不會因無意義而受辱,我們會有系統的使語言表述(拼命地把毫無意義的東西填塞進去,語言的空虛在此一目了然)服從這些涵義(或是主動創造出來的符號)中的某一個:象徵與思辨,隱喻與三段論。”



我想精神分析想要解放的,也是此種霸權。

學習分析的前期,總被教導要針對案主的話語,有不同的想像。個案討論時更是直接經驗到多重想像的迸發。
慢慢掌握訣竅之後,有段時間因為感官想像的開展,讓人彷彿重新活過ㄧ遍。



面對日日瑣碎,全然打開自己;因此在平凡的事物中,也能有豐富細緻的感受。
這個過程是愉悅且自由的,有一點接近羅蘭巴特的”從語言縫隙中脫穎而出”,純然地找回“身體的凝視”,掙脫父權語言的常規,也可以說掙脫了超我與線性時間的侷限。
此種常規的陰暗在現代文明中創造了歇斯底里或者自戀的身體;羅蘭巴特的作品正是要搖撼這些,在曖昧不明處尋求身體的愉悅,直抵狂喜。



感覺巴特似乎尋找某種接近原初歷程的東西,但又不完全是;而是ㄧ種更接近於直觀的東西,象徵隱喻與再現在此完全派不上用場。
自由聯想沒有中心點的特質,當然也可以繞道意識語言的霸權。然而精神分析追求的不是愉悅(否則會有引誘案主之嫌),離開中心點後,仍要回返
中心點(當然這個中心點是治療聯盟所創造的),分析師試圖找到新的語言,重組案主心靈。


※博客來試讀本- 符號帝國(完整導讀版,詹偉雄導讀)
http://digital.books.com.tw/sample/epub_reader/panel/item/0010651309/

※ 寫作本身--論羅蘭巴特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7431633/

※精神分析如何解讀電影



電影對於現代文化來說,是種很微妙的存在。我們走進電影院,集體做夢。
戲院像是潘朵拉盒子,承載了不見容於世的慾望;或者像月光寶盒,帶領我們穿越現實,實現夢想。
電影無視於現實的侷限,滿足內心深處的全能幻想;在電影裏頭,我們可以有各種可能,活出各種人生。相反的,如果我們把這些幻想付諸行動,就會對適應造成威脅。
為了可以安然地存活於世,電影成為內心世界與外在現實的過渡空間;透過它的存在,我們的心靈得以有所緩衝。

創意作家與白日夢:案例研究

要理解電影與精神分析的關係,佛洛伊德的論文創意作家與白日夢是一個很棒的起點。
本文將夢與白日夢、幻想、詩相提並論,這些尋常的心靈運作與病理的症狀ㄧ樣,都是為了滿足現實與道德不容許的內在慾望(特別是性趨力),所達成的妥協。
文中提到日日生活的尋常小事,往往有意無意地激起內在潛藏的童年願望,面對此種無所不在的激擾,我們只好透過幻想來滿足它。
幻想與白日夢連結了當下與過去(童年),並且指向未來。詩人通過美學加工將幻想精煉成詩歌,內在肌理充滿了生存的掙扎。
詩歌引領讀者透過欣賞產生愉悅,與詩人共享某種內在的真實。
從這篇論文出發,精神分析把藝術作品視為某種案例研究,呈現作者的生命歷程,隱涵內裏的創傷與衝突。這種取向成為精神分析解讀電影的第一種方式,然而這個觀點與其說是精神分析的,不如說是精神病理的。
維斯康提的電影無辜者便充分展現了這個取向對角色的刻劃:
ㄧ個男人與他人的連結殘破不堪,充滿絕望,永遠逃不出內在監禁,並且總是趨使他人遠離自己,徒留孤單與寂寞。



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電影與群體分析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來,佛洛伊德的作品轉為悲觀,關心的議題主要針對歐陸因戰爭所導致的劇變,以及隨之而來飽受創傷的人類尊嚴與信念。凡此種種,加上佛洛伊德個人的際遇(猶太人血統,兒子戰亡,女兒安娜差點逃不出來),使其研究方向轉向悲觀。
1920年的超越享樂原則,佛氏引薦了死之本能的概念,攻擊與自我破壞登上精神分析舞台。同時代相關影響還有容格提出的原型與集體潛意識,以及作家湯瑪斯曼撰寫的耶瑟夫和他的兄弟”(主要受到佛洛伊德研究摩西的影響)。佛氏的觀點激烈地影響了電影研究,方向從個人轉向群體、社會、與文化,克拉考爾撰寫的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更是其中經典。
克拉考爾說:
電影就像一個透鏡,透過它使我們瞥見心靈的無限潛能,電影並不是單純信念的宣示。銀幕反射出人類集體的情感,這些情感深埋在意識閘門之下。
克拉考爾透過他的研究,展現了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至1933年間,對於威權與無情國家領導人的興趣。這些都可以在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不死殭屍恐慄交響曲”, 以及馬布斯博士等片中找到蛛絲馬跡。
克氏後來的作品持續關注美國電影對西方女性角色的再現,其中的符號與象徵。研究方法無疑受精神分析影響甚鉅,預設潛意識的存在,特別是集體潛意識(非容格所言)反映當代人的幻想與需求。
從臨床診斷立場出發的電影分析,往往失之表面,難以碰觸電影核心。然而克拉考爾的分析直抵人性深處,不假修飾地揭露共同演出的集體神話。
另一方面,克拉考爾對德國電影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古老的傳統與權威,如何被逐步地打破;野心家透過政治喚醒人民生命早期尋求安全的幼稚需求,然後漸次地將這些碎裂的結構,被這種非常早期的退化狀態所取代。
如同德國分析師米切利希的論述:”惡的宰制後面需要異常偏執與堅固的幻想結構來支撐,在這種幻想的背後,渴求著宛如卡里加利以及希特勒之流的暴君。這個保守且道德狹隘的父親形象,投射出內在嬰兒毫無節制的全能感。此ㄧ邪惡的犯罪父親,施行全能魔法,奴役著無助且全然倚賴的嬰兒。
無論是在奧斯維辛與古拉格集中營,或者蓋世太保與中情局等慘絕人寰的機構,皆可發現相關幻想的存在。幻想的內容圍繞著凡事皆可能,思想退回到萬惡宰制的深淵中,主要為了對抗難以忍受的脆弱犧牲者焦慮。在此原初幻想中,性的差異被驅散,雙性戀傾向取而代之,父親母親與嬰兒的關係三角被ㄧ個精神病特質、與全能雙親融合的、在性特質上沒有區別的小孩所佔據。於是人類的價值與主體性消融其中,再也無法對極權體制產生任何防衛。


從心理傳記的觀點賞析電影

精神分析對電影的第三種解讀方式,主要是針對藝術家進行研究,特別是在心理傳記學的脈絡下解讀藝術作品。
克拉考爾嘗言:決定用哪一種觀點來分析電影本來便是不容易的過程,畢竟電影是動態且集體的創作,最好能彈性轉換不同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ㄧ些形式主義的追隨者與英美新批評主義,重新進行文學的傳記學取向研究。這是一種對作品的描述性觀點,透過獨特的表達符合讀者的期待;至於傳記學的觀點則用來作為對於作品的補充,使其與作者的作品互相輝映。
這種取向讓人想到佛洛伊德對於達文西童年的研究,並分析其畫作來重構達文西與母親的關係,還有如何地再現母嬰關係到他的自戀,及與學生的情愛關係裡。
拙作在深夜的電影院遇見佛洛伊德也有幾篇文章採用心理傳記學的觀點分析導演與作品的交響,如何反映藝術家的潛意識與生命發展,敬請參考指教。


延伸閱讀:

對反映納粹心理有興趣的人,我推薦"白色緞帶"這部電影


 (閱讀的文章是Mikael Enckell”Film and Psychoanalysis”)

關於不溝通

讀Winnicott真是有趣的經驗
字詞與話語都脫離了科學心理學的範疇,
進入哲學的領域,譬如這段:

"在健康的情況下,嬰兒創造那些圍繞著它,並且等待被發現的事物。
但這並不是說,在健康的情況下,客體被創造,而不是被發現....。
一個好的客體正因為對嬰兒不夠好,才能被嬰兒所創造;
也就是說,嬰兒為了需求而創造。
然而客體必須被發現,是為了可以被創造。"

溫老先生反反覆覆,左思右想的矛盾語法,
足以教人頭昏腦脹。
我想溫老爺爺的意思是:

"嬰兒注定是要受挫的,
因為沒有被滿足,全能感被挑戰
嬰兒才會啟動思考去克服挫折,
在心底重新創造客體,發現客體。
而這嶄新的客體,與之前純然主觀的客體截然不同,
這也是健康客體關係的重要開始。"

不溝通的價值

心理治療的過程早晚都會面對來自案主大大小小的抗拒,雖說抗拒後面蘊含著被潛抑(或者被壓抑)的重要訊息,將我們帶領到案主的核心。然而面對抗拒,還是得心存敬意,相信自有它存在的價值。
Winnicott研究人類發展過程中所展現的溝通,特別珍視”不溝通”的價值。特別當挫折發生,全能感受到挑戰,主體強烈感受到衝擊,為了維持主體的完整,讓真實感受迴盪在內心,保持緘默也非常重要。
治療師無需面質案主的抗拒,也要小心那些太過輕易同意治療師觀點的案主,有可能也只是在進行著某種形式的不溝通。這種喧囂的不溝通其實來自於:”假我”,比沉默更糟,無法使案主感受到內在的真實。

節錄自Winnicott:
“客觀地知覺到客體從部分客體慢慢地成為完整的人,有兩個對立的溝通面向值得注意:
1. 簡單的不溝通:暫且休息,忽略溝通。
2. 主動的以及反應性的不溝通:包含健康的面向,以及病理的面向。
很早我就認為:”促進性的環境”會適應個體的需求,不管需求源自主體本然(being),或者隨著成熟逐漸開展。如果”促進性的環境”失敗,就會導致生病。就客體關係的角度來說,嬰兒會使用”分裂機制”來因應這種失敗,一部分的分裂主要針對”當下的客體”發動,形成順從的假我;另一部分的分裂乃針對”主觀性的客體”,或針對”身體經驗”所發動;對主體來說都是異常可怕的經驗,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此我將介紹針對”主觀的客體”所發動的”主動的不溝通”。從主體觀察的角度來說,溝通的死局承載了非常真實的感受(此乃針對”主觀的客體”)。相對的,從”假我”所發動的溝通來說,主體無法感受到真實,因為並沒有源自主體的核心(這個核心我們可稱之為”真我”)。
藉著研究極端的個案,會抵達嚴重的嬰兒精神病領域,然而細加檢驗還是可以從發展正常的主體身上發現這個部分(特別當促進性環境沒有嚴重的被扭曲,成熟的歷程還是有機會發生)。
對於健康或者生病的主體來說,都會有某種程度的”主動不溝通”(臨床上我們稱之為退縮),與假我或順從的客體關係相連結。針對”主觀的客體”所發動的沉默或者秘密的溝通,必須間歇性的接管或者回復主體的平衡。因此,對於健康的主體而言,我們還是要容許其保持沉默或者擁有秘密(此種特權源自於針對’主觀的客體”所發動的”分裂性自我”的需求)。
我們並不需要把真正的健康描述成那是個體身上病態部分的殘餘,我們仍需正面看待健康主體擁有不溝通的部分,藉此主體才可以保持本色。”

隱居者與青少年

在人類內心最深處,最最安靜的那個核心,我們是不想與任何人溝通的。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各色各樣的隱居者,如容格晚年在勃林根所建立的塔樓,遠離喧囂,沒水沒電,過著原始簡單的生活。

在最極端的精神病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不溝通的現象,只是在健康的人身上,這個不溝通的核心還是會被功能良好的假我(類似容格的persona)所保護著。
唯有在這個核心,許多原始細微的經驗才有可能發生,這也是一切創意的源頭。

同樣的,我們在青少年身上(或者外表成人,發展階段還在青少年)也可以看到這個部分,對這種孤絕的重視與保護,也是追尋與建立自我認同重要的一部分。如此,這個核心自我才有可能免除來自外界的侵入。
這也可以解釋許多人雖然對精神分析理論很有興趣,卻對精神分析的治療退避三舍。也許在潛意識裏頭,他們會感覺核心自我似乎要被精神分析所”強暴”。
如果分析師看出這點,必須要尊重此種不溝通的價值,保持緘默,讓案主安安靜靜地待在那個不被找到的地方,涵容它的存在。
(或者轉個彎,在ㄧ個更大的視角思考與消化這些素材。)

在青少年身上也是,許多父母喜歡偷窺孩子的日記(或信件),然後大辣辣地詢問小孩或者揭穿它。這是非常粗暴的行為,宛如侵入孩子的內在世界。
最好父母可以學習分析師的姿態,安安靜靜地涵容就已足夠。另一方面,青少年也喜歡表現得跟大家一樣,表面上鞏固自我認同,實則是藉著”看起來一樣”使得自己的獨特性不被辨認出來,這也是某種保護核心自我,維持不溝通的良好策略。

※閱讀的文章是:
Communicating and Not Communicating Leading to a Study of Certain Opposites1 (1963)

情欲移情

精神分析談性,說的不只是成人之間的性,也不單單是性交這件事情。
如果僅僅是這樣,未免也太侷限精神分析自由聯想的價值。

精神分析所說的性,應該說是性特質(sexuality),也就是一個人如何透過身體,來感知世界,了解自己,建立人與人的關係。
也可以說,精神分析透過性來了解人格,或者在人性的諸多層面中,尋找性的影子。
當然精神分析談論的更多是嬰兒性特質(infantile sexuality),也就是我們認為尋常的性裏頭,諸多成份並非總是成人式的,而是源自於更早遠的時期,用一種天真純粹的熱情,來經驗自己與父母,或者我們所愛所恨所慾望的人的關係。

雖然精神分析在論述上對於性(sexuality)毫不避諱,但並不是說在治療實務上就得大辣辣地跟案主談性說愛。古早時候像佛洛伊德或克萊恩這種赤裸直接的詮釋方式現在已不適用;一方面可能太過狂野,會讓案主困窘,另一方面則要小心有引誘案主之嫌。

況且就算治療師發現有情慾移情,思考也不僅是停留在”誰愛上誰”、或者”誰對誰有慾望”而已。情慾移情只是一個起點,讓治療師得以窺知案主如何使用治療師(這個客體),來展現他的愛欲、防衛、阻抗、攻擊。情慾是一種人性上的必然,但每個人展現情慾的方式又很不一樣,這跟案主的人格組成,還有治療歷程息息相關。

至於如何觀察,移情反移情永遠是最好的線索,治療師基本上採取被動的位置,靜觀其變,並且要有涵容高張力情緒衝擊的能耐,最好是讓案主自己慢慢述說,慢慢發現。除非情慾移情造成太大的破壞,治療師可以設限,或者透過點到為止的詮釋增加案主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