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岡大弟子挺同婚‬



(阿智:好久沒有接觸酷兒論述的文章,很高興在這篇專論中,把精神分析跟酷兒理論做了結合。其實,我一直認為精神分析是很後現代的,只要你浸淫其中,掌握其思考歷程,便可以有所體會。)


法國國會在總統歐德蘭的催促下,捲入況日廢時的同志婚姻與生育的合法化論戰,此一議案引起法國保守勢力(如天主教與右翼仇外團體)極力反彈。不久前,Jacques-Alain Miller這位代表精神分析社群不尋常的聲音,居然挺身發言:”不!精神分析並沒有反對同志婚姻。”(阿智:文章標題)我說不太尋常並不是因為精神分析社群不支持同志平權,而是因為精神分析社群鮮少涉入政治。Jacques-Alain Miller (這位僅存於世且著作等身的拉岡嫡傳弟子)在文章中,清楚地表達了支持同志婚姻的立場;還痛批那些保守份子誤用且濫用精神分析的研究與實務來反對同志婚姻。誠如所言:”作為精神分析師,有責任澄清正統佛洛依德學派的實踐,並沒有為聖經的創世紀背書(阿智:這是作者的意譯,意味著為一男一女的婚姻體制背書)。”
身為學者與專業份子,Miller站出來打擊保守人士的偽科學,和出處模糊的社會倡議。在短短五個段落的文章中,價值中立卻意味深遠地呈現出,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其實與酷兒論述相一致。
Miller對於保守派對精神分析的濫用,所導致的錯誤訊息(特別是病理化);還有對於佛洛伊德與拉岡等大師作品的貧乏閱讀,暗渡陳倉道德訓斥來反同志,大加撻伐。
Miller以大膽的論述對抗道德化的規範,強調性別、性、與慾望的流動,並認為這是精神分析研究與實務的特色。
這篇文章左打社會對精神分析的誤用,拿它來當作性壓抑的工具;右打酷兒學者及運動者,認為他們對精神分析的理解還停留在大眾心理學的錯誤訊息中,並對此加以澄清。
在此,我要對英語系讀者轉譯Miller文章的要點,顯示其睿智的觀點何以使得我與其他酷兒學者更加篤定,也照亮了酷兒認同與慾望的研究與論述。
在文章第三段,Miller解釋了佛洛伊德與拉岡關於性別的語言是象徵性的,並不是植基於生理性別頑固具體的性別角色:
“假使拉岡給予伊底帕斯結構父母的象徵形式(涵括了:父之名、母之慾、以及陽具),這組概念並不意味著人類學上的不變,相反的,它引領我們將父之名的功能複數化,相對化,最終轉向對於症狀(在此拉崗用了sinthom這個古字)的理解。”
關於同志婚姻論戰,Miller糾正了那些對伊底帕斯結構過於簡化的雙親象徵,把它侷限為小孩一定要在一男一女的異性戀父母養育下成長。這種過度簡化的觀點在過去也導引出”正常的”小孩必須在”正常的”家庭中成長,任何對核心家庭動力的挑戰將會導致心理的崩壞。在五六零年代,便有許多美國心理學家假精神分析之名,強調壓迫的母親與遙遠的父親(或者太有情感的父親)會使小孩變成同性戀。Miller非常不認同這種看法,認為這是將父親母親的象徵過度侷限在生理性別綁定的父與母。
父之名並不專指男性或者親生父親,它可以應用於任何人,以及任何性別,只要對主體位居權威,並負有文化傳承,使小孩接受社會規範,以管理自己的慾望等相關功能即可。陽具也不是指生物學上的陰莖,而是意指主體生活所施行代理的位格。所以它是流動的、具有脈絡的、而且可以被任何人所持有的(或者就是那些人)。對Miller來說,分析的工作便是將父之名複數化、相關化。也就是要幫助主體在追求慾望的道途上,了解誰或甚麼佔據權威的位格,何以的衝擊鑄造了這個(律法所給予的)整體。
Miller申論”父之名”的相關化,更進一步地移除任何有關性別的本質化與相關角色設定:
“正是這個基本概念,於日常的分析實踐中引領我們了解,無意識並不像宗教與神話所傳遞的那樣;兩性從來不為彼此創造,也從來不是生來就完美地互補。這種體會恰好與拉岡這句話相吻合:”沒有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性關係。”
拉岡這句話在過去數十年曾經引起學者與不假思索的讀者諸多困惑。它的核心精神直指”所謂男性女性是天生的,且為彼此所創造”這種說法主要是社會建構。男性、女性、陽剛、陰柔,都是想像力的產物;具有文化的獨特性,且會隨時間不斷變革。因此,將兩性互補作為一種”生物學上男人與女人繁衍後代的必要性延伸”,也是一種迷思。何以組成男性與女性乃文化的產物,並非與生俱來的本質。假使男性女性並非天生且互補,那麼任何宣稱異性戀因為符合自然故佔絕對優勢,同性戀因為違反自然故墮落退化的說法就顯得過時。拉岡這句話(沒有天經地義的性關係)對酷兒理論意味著”所有性的配對並非天生自然,除非得到社會機制的認可”。因此,精神分析強而有力的批判了強大的異性戀體制,還有所有自認”自然且優越的表述”,就像酷兒論述總是批判所有的”正常與正當性”。
文章最後一段,Miller重申精神分析在倫理上不假評斷的態度,來探究個體慾望的主體性:
“盡管慾望扭曲纏繞或帶著偶發的不幸,每個人還是要尋找專屬自己的方式來言說慾望。有人透過宗教的協助,有人則隨波逐流。分析師並不需要為他們做任何決定。目前的真相是,所有基於實務而來的概念與想法,全被要求去做為道德的後盾,或者維持體制的工具;面對此種現實,我們需要打破沉默,懇請大家停止誤解。”
此種精神分析的方法與倫理,指引了Miller介入的基調,精神分析並非想為同志婚姻背書,而是要遏止對精神分析的濫用,特別濫用在政治的操弄上。分析師無需評斷主體思想、慾望的對錯或者擔任糾察隊,如同Dr. Phil-esque命令病人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分析師寧願順應主體獨特的思路,透過分析式的言談,協助主體航行在專屬於自己關係與慾望的旅程中。
進入心智唯一的方法,就是在這個過程杜絕任何評斷與道德的干擾,除非主體有所覺察並想壓抑,否則將會無法靠近心智的核心。在美國,對倫理立場的堅守更加複雜,因為不像其他國家,美國的分析師被法律限制,要通報危險及犯罪行為。就最純粹的立場來說,精神分析的方法並非用來治癒同性戀,畢竟精神分析本來就沒有要治癒甚麼;而是要探索主體依附在客體上的慾望、及其功能。
對酷兒理論來說,精神分析的方法對於文化研究非常有用,特別在探索非正典的慾望、認同、與社會實踐。因為道德的評斷會遮蔽客觀的探究,使得主體與文化將自己關入衣櫃。精神分析主要在探索慾望的迴路,無論主體是透過如何曲折的方式發現它。
雖然Miller並沒有明確的意圖去說明精神分析如何運用在酷兒理論,但是他的書寫風格以及對正常、保守價值的毀壞(這些價值使人反對同志婚姻),展示了若隱若現的酷兒立場,凡此種種,都是以精神分析的概念作為基礎與工具。我期待在世頂尖的分析師都可以辨認出精神分析與酷兒理論的共通性,特別運用於對正常性的批判、還有體制對於性別與性特質的壓抑上。我們需要導正這些源自過去,對精神分析的誤用與陳舊偏見,導致對lgbt社群的壓迫;更近一步地,讓精神分析成為探究與批判的盔甲,以培力多元性別。


(翻譯的文章是:Chase Dimock的“No, Psychoanalysis is Not Against Gay Marriage” or How Psychoanalysis Supports Queer Inqui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