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形式中的侘寂




仔細想想,精神分析的實踐與佗寂(禪)有著許多相似:

禁慾的形式:清空了外在與內在的干擾(三昧),使得觀者對事物保持一種純粹的覺知。精神分析則是透過它簡約的形式,禁慾的結構,製造出一種空性的狀態。

非指導原則:小心指導性帶來的欲求與關係的汙染。非指導性傳達出一種接納的態度,不用強求使它變好,也不用擔心變壞。這也像是精神分析不試圖去改變甚麼,如果有改變,也只是它的副作用。

移情:禪宗強調當下的體驗,就是存有的一種方式。事實上並無本質的我,我們所能擁有的僅是這一刻的我。這種對當下的重視也反映在精神分析對此時此刻的重視,而所謂的此刻的我,也投射在治療師與案主的關係中,簡單來說就是精神分析所強調的移情。

修通:我們必須有耐性地學習、觀察舊的組織模式如何地讓我們復位,回到那些重覆的習氣之中。這也像是精神分析的修通以滴水穿石的力量,使我們逐漸遠離強迫性重覆。

在這個快速變幻,許多事情都被填滿的時代,精神分析的診療室像是一個安靜的空白,治療師在那裏等待著,看似無所作為,實則等你前來,用你的方式填滿,或者描繪形狀與色彩。這個做為中立的第三位置,這個不被無常與強迫性重覆淹沒的靜心空間,有著多麼素樸珍貴的價值。

(圖片選自網路)

關於死之本能的小筆記 (下)

※ 憂鬱、自殺、與其他表現
人們無法輕忽死之本能。 1864年,約翰·亨利主教寫道,人類涉及“一些可怕的原始災難”,好奇人類是否最終會被帶向摧毀。(Kerr,1989)。費恩德(1932)認為亞歷山大是首位認為死之本能概念之實用性與重要性的分析師。費恩德(1932)宣稱:在最嚴重的憂鬱症中,我們可以看到死之本能“純粹無掩的表現”(第139頁)。他認為,唯有一個經歷過嚴重憂鬱的人,才能知道死之本能純粹的表現:"它意味著完全中止所剩無幾的精神生活,在死亡的感覺中麻木,然後蔓延到(生病)自我的身體與心靈。以上種種,使得憂鬱症的生病感受截然不同於任何其他疾病“。"
或許需要小說家的才華,才能闡述費德恩"純粹死之本能"的面貌。 Styron(1990)描繪了他在夜晚“甚囂塵上的絕望”高峰,毀滅性地陷入憂鬱的景況,讀他的自傳,感覺他彷彿讀過費德恩的著作似的(1932)。“每一種死之本能的表現,最終只是朝向痛苦”(第142頁)。 Styron(1990)認為嚴重的憂鬱症如此痛苦且難以捉摸,神秘且超乎所有描述。他提到威廉·詹姆斯的說法,憂鬱症的痛苦是正面且積極的痛苦,他補充說,“對我來說,這種痛苦最容易連結到的感受是溺水與窒息 - 然而,甚至連這些意象也難以描繪這種痛苦”(第17頁)。“嚴重憂鬱症的痛苦,對於那些沒有承受過的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在許多情況下它會殺人,畢竟此種痛苦屬於無法承受的等級”(第33頁)。
Styron在60歲的時候,嚴重的憂鬱症首次侵襲,可能是因為突如其來的戒酒。他在嚴重憂鬱時寫道:“死亡,正如我所說的,是日復一日的存在,宛如寒風陣陣吹襲”(第50頁)。雖然 Styron提供了一些線索,讓我們可以蒐集並解釋何以他會憂鬱,但對我來說,關於死亡驅力的想像仍然是重要的原因。他簡要地回顧了知名文學電影令人難忘的景像(第81-83頁),並總結了嚴重憂鬱的恐怖,認為它“是這個世界所有邪惡的模擬:日常的病態與混亂,我們的非理性 ,戰爭與犯罪,酷刑和暴力,還有我們的死亡衝動。所有從它而來的飛升,發生在歷史無法容忍的平衡裡。“(第83-84頁)。
(阿智:Styron 乃"蘇菲亞的選擇"的作者,被譽為自福克納之後,美國重要的小說家。這本小說在八零年代被改編成電影,由梅莉史翠普主演。)
梅寧格是少數接受弗洛伊德概念的分析師,他的書(1938年)概述了各種自我毀滅的行為,且令人信服。這些素材迄今仍值得參考,也是關於死亡本能衍生物臨床素材之絕佳大成。Tabachnick(1976)積累了與梅寧格相似的臨床病例,但得出不同結論,儘管他的研究“意外”地支持“死亡傾向”(death trend)的概念,但與弗洛伊德對死之本能的描繪不同。 他認為,“死亡傾向是一種現象學結構,與弗洛伊德認為死之本能的動機傾向不同”(第61頁),反對弗洛伊德關於死之本能目的論的意涵。
有些案例是由弗洛伊德(Freud,1924)在“受虐的經濟學問題”中所提出。弗洛伊德在這篇論文中提到,當“力比多從死之本能轉向於外”時,被稱為破壞,統御的本能,意志的力量“(第163頁),尼采也有類似的看法。
他假定部分死之本能生機勃勃地綁定在有機體內,“馴服地”組成了“受虐的性源帶”(第164頁)。福克斯(1943)批評了這篇論文,他的論點與質疑死亡之本能缺乏“證據”的大多數論證是一樣的。倘使既存的精神分析概念可以滿意地解釋這些現象,就無需假定還有秘密的死之本能在運作。甚至在“死之本能”中的“死亡”概念在文本中也受到攻擊(Levin,1951),因為這個術語在不同的文化或情境中有不同的運用,也意指各種不同的現象。
Lowental(1979)報告他與垂死病人的諮詢工作,說服他“死之本能確實存在,且埋藏在童年裏”(第35頁)。 在他的經驗中,死亡的過程帶來一種心理的退行,從而使死之本能最終被釋放與發現。
然而,Lifton(1979)在他關於死亡與不朽概念的研究中得出相反的結論,認為弗洛伊德原始本能的二元論是一個巨大的過度簡化。
一些臨床作者顯示出對死之本能的矛盾性好奇。 如Galdston(1955)堅持認為,弗洛伊德構想的死亡本能無法在經驗中得到驗證,並寫道:“人們可以感覺對生命的厭惡,簡單純粹地不想活,這些不是反應性的(阿智:可能因為發生甚麼事情刺激所導致),比較像是在兒童與年輕人身上所罹患的精神分裂、身體疾病所表現的那樣(第132頁)。
Ostow(1958)試著將弗洛伊德的死之本能納入動物本能的論述中,認為代謝的降低(在活體組織中被弗洛伊德稱之為死亡趨勢的現象),被動物的捕食活動所抵消或部分抵消:“為了避免被自己的新陳代謝耗盡,動物消耗其他生物。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向外偏離的不僅是一種破壞傾向,更是掠奪傾向“(第15頁)。Ostow看待自戀性退行,帶著相互性的喪失與分離的增強,本身即是死之本能的表達,可說在某些方面同意Segal,但不採用克萊恩的假說。這也類似拉康認為死之本能植基於人皆有之的“主動虛空”(active void)中。而掠奪性活動與自戀的升高 ,乃試圖處理這個虛空,無論如何,應該與自我心理學家的“空虛耗盡的自體”(empty depleted self)區分開; 後者並不普遍,僅代表某階段"恰當自體客體經驗"(appropriate selfobject experiences )的失敗(Chessick,1985)。
Flugel(1953)試圖將弗洛伊德死之本能理論溶入當前體內平衡( homeostasis)的觀點。對於Flugel來說,雖然“很難找到向死衝動(an impulse towards death)存在的心理學證據”(第71頁),而且把死之本能當做攻擊來源與“攻擊都指向與挫折相連結的事實“相抵觸(第72頁),仍然傾向於穩定,平靜,特別在“老年的死亡等同於晚熟本能”的傾向(第71頁)。Flugel在各方面努力澄清死之本能,如同弗洛伊德曾經努力過的,說明要將這個概念賦予“生物有效性”是如此地困難。
的確,Fairbairn(1943),Guntrip(1968)和許多分析師(Bacal和Newman,1990)均認為攻擊乃挫折之續發反應,無需以生物本能加以解釋。 費爾貝恩(Fairbairn)認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死之本能乃"與內化壞客體受虐關係的重要成分。與內化壞客體的施虐關係也呈現出死亡本能的面貌“(第123頁)。Fairbairn的取向遠離了本能與驅力的概念,並以內化客體的再現與相關情感取代之,Kernberg(1977)最近也採納並發展了這樣的觀點。攻擊可能源自於中樞神經系統的結構,生化或遺傳因素,各式各樣對於攻擊來源的臨床研究與辯論,無利於死之本能(Bornstein,1982; Silver,1982)。例如,Stechler(1987)和Stechler與Halton(1987)均認為,嬰兒期的肯定乃具建設性,有利於智力的建立,並與欣快感相關。他們也將肯定與攻擊做比較,發現攻擊是自我保護,反應性的,並與恐懼憤怒相關。他們說,攻擊代表摧毀危險的反應性願望,出現在一歲的下半年。 當父母阻撓正常嬰兒肯定性的攻擊時,會造成自戀受傷,並產生更多的攻擊。
※ 對於反對者的辯論
Fayek(1980)堅信,死亡本能“是弗洛伊德統整思想辯證發展的重要部分”(第456頁),棄絕它就等於破壞了我們對於防衛與移情等現象的詮釋基礎。相反的,科恩(1980)認為,弗洛伊德對於強迫性重複的理論,被他過於倚賴死之本能給複雜化了。“因此被絕大多數的後繼者棄絕”(第429頁)。Rothstein和Sarnoff(Rothstein,1982)就強迫性重複的起源進行了類似的辯論。Fayek(1981)則認為,弗洛伊德對自戀的解釋如果脫離了死亡本能的概念將無法被理解,因此“無法對意義進行解釋,也不能對與分析無關的行動予以詮釋”(第321頁)。他說,這是因為自戀關係乃基於無法被滿足的願望,象徵世界或自體的死亡“(第321頁)。
Eissler(1971,1975)護主心切,聲稱不會再有更好的理論可以溶入弗氏的發現; 拒絕它將會在精神分析的心理學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矛盾。Kohut(1984)指出,死之本能理論“不能從弗洛伊德理論體系的宏偉的建築中拆除,而不嚴重地改變其凝聚性與內部的一致性”(第35-36頁)。吉福德(Gifford,1988)概述了20世紀人類大規模的死亡和大多數的破壞,如何強烈地受到過往50年歷史循環的影響,因此同意弗洛伊德對強迫性重複的“邪惡力量”概念。他同意Eissler的觀點,認為弗洛伊德是一個猶疑的悲觀主義者,迫於其臨床觀察,對人類未來的文明,甚至對於人類在地球上可能的終結,提出了絕望的預測。
許多作者普遍認為(Saul,1958),對死之本能兩個主要的反對是,此概念並非必要,且無法在臨床上直接觀察到; “甚而這個概念偏向哲學而不是臨床”(第323頁)。Saul(1958)試圖以熱力學第二定律中找到支持它的應用,這種嘗試不時出現在文獻中,然而令人懷疑的是,從物理學到生物學的規則是否可以直接運用過來。Katan(1966)指出,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是一個生物學概念,不應該與涅槃原則相混淆。後者再現了一種退行的傾向,回歸到假定的一種存在,特別發生於生命開始的狀態。並且可以應用在許多臨床現象,譬如睡眠和精神病發展,“在此死之本能有全然不同的目標,即消滅生命之源”(第101頁)。當今我們知道(Lichtenberg,1983),嬰兒不僅是傾向最低可能的興奮,如同涅槃原則揭示的,嬰兒也尋求刺激。弗洛伊德(1924)使用涅槃原則來表達死之本能的趨向,但其隱含的目的論卻與現代生物學互不相容。雖然弗洛伊德的後設心理學無法建立在生物證據的基礎上,仍無法使它失效,而是脫離傳統的自然科學。
※ 佛洛伊德努力開拓的是甚麼?
Schur(1972)對弗洛伊德的心理狀態進行許多詮釋,認為弗洛伊德在構想死之本能時,“以生物的詞彙概念化想死的願望,讓他得以好好處理自己對死亡的恐懼 “(第373頁)。另一個嘗試分析弗洛伊德的是漢密爾頓(1976),他聲稱早期的創傷留給弗洛伊德“過度的內疚殘餘與思想全能的恐懼,特別在死亡願望上” 第163頁),他認為這些可從弗洛伊德的工作中追溯,特別最後導出死之本能概念的"超越快樂原則"。 Stolorow和Atwood(1979)認為弗洛伊德將敵意假定為一種基於死之本能的“內在的生物性必然”,是為了“幫母親脫罪”(第67頁)。
我懷疑透過詮釋弗洛伊德構想死之本能時的心理狀態,來理解死亡本能,會帶給這個概念多少啟發。然而,Laplanche(1976)強調:突然間死亡的概念在1920年代成為進入“弗洛伊德場景”的重要入口。它出現在系統的中心 “作為兩個基本力量之一,甚至是唯一的原始力量— 位於心靈的核心,存有與物自身的核心”(第5頁)。" Laplanche正確地指出一個重要的哲學淵源,從蒙田到當代的海德格,人類基本上被視為朝向死亡的存有。弗洛伊德對死之本能的概念與此趨勢相呼應,雖不甚清楚但至少已了然於心。
康普頓(1981年)在回顧弗洛伊德本能驅力理論的發展後宣稱,“攻擊”與“力比多”等概念已經遠離了早期後設心理學的“港灣”(moorings),但也帶來許多問題。弗洛伊德整個驅力理論就目前看來相當混亂,會有這種現象毫不令人意外,正如Ruttenberg(1982)的解釋,“弗洛伊德從一種論述轉到另一種,從神經學到心理學,從心理學到生物學,從有意識到無意識,從個人到公共,從自然到藝術,從神話到現實,從話語論證到自身過程“(第12-13頁)。涉及多樣性的論述所致的曖昧模糊將無法避免。 Brenner(1982)認為,關於力比多與攻擊驅力的來源並沒有解答,因為很少證據可以證明驅力其來有自:“我們都偏好某種想法,有許多決定因素甚於只有一種來源。 兩種驅力,如同其他心理現象,是腦功能的一個面向,而且也不可能超乎此種想法“(第172頁)。
Lowental(1983)試圖將死之本能從攻擊面向分開,使其成為人類向死的動機之一,來拯救死之本能的概念。這似乎是佛洛伊德在死之本能概念上巨大的變化,密切地把集體暴力和個人攻擊連結起來,藉此給這些行為基本的能量(Botstein,1984年)。在後一篇論文中,Lowental(1986)改進了他的想法,將死亡驅力看成一個連續體,一端是自動結構化的,另一端的組成則是臣服於不存在的。他仍然試圖切斷死亡驅力和攻擊之間的聯繫,轉而強調死亡驅力的各種非破壞性組成。Symington(1986)同樣認為,Melanie Klein對死之本能的描述不符合弗洛伊德死亡驅力的精神,因為她添加了破壞驅力,她和她的追隨者將之命名為死亡驅力,但弗洛伊德的死亡驅力乃為了保留生物體以對抗從外而來威脅生存的攻擊。他寫道,對弗洛伊德來說,主要目的是為了使有機體根據內部的消解過程,恢復到無生物狀態。 雖然弗洛伊德的死亡驅力具有攻擊的組成,但是為了防止外部危險,其目的是使生物體回到無機物狀態。 (第132頁)
由於概念上的曖昧模糊,Lowental似乎嘗試把死亡驅力破壞攻擊的面相,從驅策人類以自身方式死亡以回到無生命狀態的面向中區分開。克萊恩的理論突顯死亡驅力的攻擊與施虐面向,比較可以用來理解嚴重憂鬱所產生的極端痛苦,這種痛苦無法由弗洛伊德(1917)內化的失落客體之心理動力加以解釋。我們不會忘記在“哀悼和憂鬱”中,他討論了憂鬱的亞群組,認為許多古老原始的憂鬱會把人帶往純粹死之本能的痛苦經驗裏。他寫道,"我們的材料,除了對觀察者保持開放所帶來的印象之外,僅限於為數甚少的案例,然其心理本質仍無可爭議地明顯。因此,從一開始我們將聲稱我們的結論具有一般的有效性,並且通過反思,通過我們目前掌握的調查方法,幾乎無法發現任何不典型的事物, 倘使不是一整類的疾病,至少是屬於它們的一小部分。" (第243頁)
如果我們放棄弗洛伊德死之本能關於攻擊與破壞的組成部分,將它設想為僅僅基於有機體在憂鬱狀態下純粹且深遠的運作,有無可能我們確實會在身心的邊界,以最原始的形式跛足前行呢? Grot-stein(1990)提醒我們“黑洞”經常被受苦於原始精神紊亂的患者所提及,旨在傳達自體災難性的不連續感,某種跌落深淵進入空洞的感受。Grot-stein認為,此種“黑洞”現象以其最為浩大且深刻的意義再現了死之本能。 正如他以拉康的術語表述:“死亡本能是它的意符(signifier),”黑洞“則是其意味深遠的意指(signified)”(第404頁)。
是否存在死之本能的物種衍生物?事實上,“西方社會文化已處於長期的危機中”(Castoriadis,1989)。對於這整個危機,不僅海德格(1962),還包括其他哲學陣線,如解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修辭都曾提出類似的看法。Castoriadis 曾描述這個迅速腐朽的特徵:“自由不僅受到極權與專制的威脅,並以更深刻隱微的方式,如衝突與評論的削弱、普遍的遺忘與漠不關己的態度,使其無法對既存的體制提出質疑。Sunic(1989)指出,Spengler和最近的文化悲觀主義者,“頹唐的感受和對現代性的反感,與對經濟貪婪的憎惡相結合。一如晚近歷史所呈現,這種反感政治的顯現可能導致......歌頌意志的權力與對於死亡的眷戀 “(p.62)。哲學家和詩人如賀德林,尼采與海德格均視人類為朝向空無的敞開,所有歷史意義的崩潰使其回到他們誕生的虛空中。沙特認為,人類內部攜帶著自我湮滅的種子(Caws,1979)。因此我相信,這是弗洛伊德的死之本能的大陸哲學版本,在後現代的時代空中顯現而出。也不禁讓我們思索:存在於愛與衝突,愛神與死之本能,存在與虛無之間,所有普遍隱藏的張力根源為何?
※ 再探與摘要
死之本能在概念上的曖昧模糊,使我們從來不能確切地弄清楚它。在自然科學上沒有生物學的有效性,在科學概念的水平上,也不像“熵”或者“體內平衡”可用數學加以定義。 它也無法通過辯論與實驗加以證明或推翻。至少有兩個共同經驗面相認為它部分有效,亦可作為推定的證據。
首先乃一組可被稱為向外侵略的巨型現象,例如Holocaust的大屠殺,聖戰,或廣島核爆。這種巨型的侵略朝內,會像嚴重憂鬱病例與其他嚴重的病態,特徵是難以承受的個人痛苦,甚至可能導致自殺。這兩種“純粹”的原始驅力在所有情況下都會以巨型狀態出現,正如Schopenhauer(1970)所強調的性驅力或Eros般,不經意的蘊生出永恆的複製,導致無盡折磨,苦痛與破壞的死亡本能。
另一組現象認為,死之本能概念的有效性表現在人類的衰敗與對死亡的渴望中。 我們可以觀察到無法避免的生命力減退,睡眠的傾向,還有對抗愛神的植物化,直到瀕臨邊界。這個臨界水平跨越不同年齡的個體,使其陷入一種被動、不反應的狀態,或者變成所謂的“馬鈴薯沙發”。
“就連弗洛伊德到生命最後也無法抵抗它,終於受夠痛苦的折磨,想以嗎啡一了百了; 在被拋棄或貧困的小孩身上,身體與/或情感上的飢餓,使得臨界水平通常發生在出生後不久,就某種意義來說,這些孩子即處於垂死狀態"(Grotstein,1982)。”理解這個概念非常重要,在我的臨床經驗,還有對年老病人的分析中。 絕大多數都感受到內在所發生的愛神與死神的鬥爭,盡其所能表達這種感覺。遺傳因素可能在衰老過程中決定衰老的速度,然而社會經濟環境卻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沒有神入的基質(empathic matrix), 因此造成心理上的死亡或者生物上的衰敗。
這些被尼采所凝視的深淵,還有對立或黑暗的重要,早被黑格爾的作品所傳達,後來成為後現代與當代大陸哲學的基礎。黑格爾(1812)認為,我們必須藉著它者來界定理性,健康,理智和文明的所有面相。邊界或黑暗或對立的區域,都有非理性、病態,野蠻,空無所勾勒的存有。對黑格爾來說,一個人要有決心去涵容存在於內的對立面。因此泰勒(1977)解釋道,“現實必須具有非常的決心,好讓自己傾向於廢除”(第238頁)。傅柯(1973)利用這一點,把人類描述為一個“超驗/經驗的對偶”。正如我在(Chessick,1985,1992)其他地方討論過的那樣,人類作為“超驗/經驗的對偶"其中的一個面向就是傅柯所說的“cogito / unthought” (阿智:超越的/無從所思的)。雖然人類具清醒思考的潛力,但我們也總是被連自己也無法全然理解的極限所包圍。正如傅柯所說的,人類在窘迫中流浪,全然的知識或終極的真實並不存在; 人類總是被生命,歷史和語言的條件所限制與支配。
一個人永遠不能抵達“它方”,黑暗的另一邊,或者搞清楚它; 然而它總是與我們在一起。它描繪了我們的邊界,我們的視野與我們的極限,建立了生命裡基本的極性與二元論(l polarity and dualism),這也是弗洛伊德通過直覺所堅持之處,也是其專業生涯自始至終一以貫之的二元論。我們可以選擇忽略或者否定人類存在的黑暗面,但哲學與精神分析的發現與推動,還有20世紀的歷史,在在證明忽視它或者對它“目盲”(Steiner,1985)並無法使它消失。
賀德林(黑格爾密友),尼采與海德格透過各種詩意的闡述強調這種混亂的無意義感,積極的虛空或者深淵,總是威脅地壓倒我們。他們的描述均基於黑格爾(1812)劃時代的概念 “通過自己本性的某些事物,把自己連結到它者......通過那些此刻所單獨擁有的肯定與確切的存在,自身的存有總含括了內部的對立面“(P.125)。
在一次世界大戰可怕且大規模的毀滅中,出現了Spengler的悲觀主義,與弗洛伊德死之本能的概念,試圖說明這種空洞且對立的現象。基於對黑格爾生命極性的直覺信念,用盡全力去奠定或統一拾俯皆是的強迫性精神官能症重複,除了歷史上種族的重複,還有個人共同經驗的重複,如大規模攻擊和嚴重的憂鬱,或許還包括其失去摯愛的痛苦,國家的崩潰,以及最終無法治癒的癌症。
死之本能原則上無法通過實證研究來量化或驗證,並不意味著它是無用的概念,或者在理解人類生命與奮鬥的基礎與視野沒有重要的作用:對此佛洛伊德了然於心。主要是他早遠遠離開地面,這是一種需要留心抵抗的危險:一旦你躺平在地,地球立刻把你拉回去。就在這一刻,你從母親身體誕生,地球的力量與阻力也已施加在你身上...。而你早就知道這件事。
William Faulkner, The Mansion
※ 圖片選自網路,乃精神分析二元論濫觴的哲學家黑格爾。
※ 閱讀的論文是Richard D. Chessick, M.D., Ph.D. 的論文:The Death Instinct Revisited
http://www.pep-web.org/document.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