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性別與互為主體第一部分講稿：從身體到心智的探索
王明智心理師
引言
當我們談到性別，心中常浮現的是社會規範、文化框架、或生理差異。然而，今天，我希望邀請大家將目光聚焦到一個更內在、私密的起點——我們的身體。因為，身體不僅是一個中性的生理容器，它從一出生就承載了慾望、創傷、認同與文化，更是我們與自己、與世界建立關係的第一個介面。
精神分析幫助我們理解，性特質的形成並非一蹴可幾，而是一個「從身體到心理」的動態歷程。這趟旅程以我們最基本的「生死本能」為基礎，細膩地處理並昇華那些來自身體、來自情感的能量表達(McDougall, 2000)。這不僅僅關乎我們如何界定性別，更關乎我們如何處理與生俱來的創傷，以及如何尋找出路，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屬，成為一個更完整的人。
McDougall, J. (2000) Sexuality and the Neosexual. Modern Psychoanalysis 25:155-166
今天，我將把這趟旅程的核心概念，濃縮為七大重點。這七個重點將像七扇窗，帶我們從不同的角度，深入理解這個「從身體到心理」的歷程。
第一重點：身體與心智的連結：具身
首先，讓我們來談談精神分析對「心智」的獨特看法。在精神分析的視角裡，心智並非虛無縹緲的存在，而是深深根植於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思考、感受與關係，都離不開這個最根本的「具身性」（embodiment）。Alessandra Lemma (2015)曾說：「身體總是在說話。」有時候，它透過疼痛、失眠或厭惡來表達；有時候，它則透過被忽略、被否認來沉默。
Lemma, A. (2015) Introduction: When the Body Speaks. Minding the Body: The Bo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Beyond 86:1-22
當一個人因各種原因在情感或認知上逃避自己的身體，他的心智功能也會受到嚴重損害。這種逃避可能是源於早年創傷，或是某種防衛機制。例如，在成長中被要求「壓抑情緒」的人，可能會無意識地忽視身體的緊繃或不適，因為這些都需要壓抑的情緒信號。長此以往，他便切斷了心智與身體之間的聯繫，成為一個「活在頭腦」的人，忘記如何與自己的身體對話。(也有點像Winnicott說的，psyche與soma中間那條線被截斷，只剩下mind。但W這邊說的mind與心智化學派的mind大不相同，心智化學派說的mind，更接近需要身心合一的psyche)。
為了更深入理解身體與心智的連結，我們需要掌握兩個核心概念：
身體基模（Body Schema）：
這是一個近乎本能的「自動導航」系統，是天生的感覺-動作程式。你不需要思考，就能閉著眼抓住眼前的杯子，或在走路時自然避開障礙物。它是無意識的，為我們的行動提供最基本的框架。(有點接近Bion說的前概念，像是小寶寶一出生就知道有乳房，也自然地會靠近。)
身體意象（Body Image）：
如果說身體基模像是身體的「硬體設定」，那麼身體意象就是那張充滿情感的「心理地圖」。這張地圖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與他人的關係中——父母的凝視、同儕的態度、文化的眼光——逐漸描繪出來的。它告訴我們：「我覺得自己怎得怎樣？我是自信，還是不討喜？」
然而，這些感知與連結並不是隨機生成的，它們都有賴於「記憶」作為寶庫。記憶就像一個無形的倉庫，把我們曾經經歷過的觸感、情緒與關係片段，悄悄存放下來。每一次被擁抱、被拒絕、被注視的經驗，都在身體與心智之間留下註記。
想像一個從小常被母親緊緊抱在懷裡的孩子，這些身體性的經驗會成為他內在的坐標。日後當他遇到壓力時，可能會自然地靠近他人，因為他的身體早已記得「靠近＝安全」。而這樣的經驗，最後會形塑他的身體意象，讓他感覺自己是值得被接納的。
這個例子清楚揭示：我們的身體如何透過記憶去保存經驗，如何讓感覺與情感交織，進而形塑我們對自己與世界的理解。
第二重點：身體是第一個客體：具體原初客體 (COO)
分析師 Ferrari 說——我們的身體是自己的「具體原初客體」(COO)。這個概念挑戰了慣常思維。在我們與外部世界建立關係之前，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客體」。
COO所代表的，是每個人在其原初層面的存在，是孩子自身獨一無二、帶著天生本能與慾望的存在感。它之所以是「客體」，是因為它「就在那裡」，是我們與生俱來、無法抹滅的存在。在這個早期階段，孩子的存在幾乎是純粹的感官與身體性的。
Ferrari 強調，COO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帶著獨一無二的身體性。這個身體不是抽象的「男性或女性」，而是「這個特定的男性或女性」——帶著特定的本能與慾望。如果發展順利，個體會從這種對身體的單純掌握，逐漸轉向對另一個心智的象徵性認知。這個過渡伴隨著視覺與聽覺的發展，讓我們能從遠處感知他人。這是一個從「單體身體」(monadic body) 發展為「雙體身體」(dyadic body) 的歷程。從此，我們的關係不再僅僅是與自己身體那種直接的關聯，而是能同時感受到自己，也感受到別人，關係從此超越了對身體的單一執著。這是一個巨大的飛躍，也是我們走向社會化的重要一步。
第三重點：無法避免的性創傷與發展(McDougall, 2000)
精神分析認為，性特質的形成，無可避免地會經歷某些創傷。這些創傷並非病態，而是人類發展的自然組成，也是心智的催化劑，驅動我們尋求解決方案，活出身心的獨特性。
打破融合的創傷： 人類發展最初屬於融合階段，嬰兒透過吸吮、吞咬與母親融合。然而，當寶寶慢慢發現母親是個獨立個體，有自己的思考和慾望，無法隨時滿足自己時，會帶來難以想像的痛苦與憤怒。寶寶一方面渴望回到融合狀態，卻又必須面對現實，會被幻想體驗為閹割、滅絕，甚至失去主體認同。
性別差異的創傷： 最新研究顯示，早在15個月大的嬰兒，就會注意到性別的解剖學差異。這個發現對心靈的衝擊，遠比伊底帕斯情結來得更早。有形的「有或無」（例如小雞雞），帶給心理的衝擊是巨大的，讓寶寶感覺自己高人一等，或者被奪走了什麼。
原初場景的創傷： 孩子對父母性行為的幻想，通常不是「性器期」的，而是「前性器期」，充滿著吞併、排泄或口腔情慾的色彩。他們幻想父母在私密空間中相互併吞，將自己排除在外。當這些元素無法整合，成年後可能尋求另類方式來獲得性與愛的滿足。這個場景也讓寶寶體現了生殖(人類是怎麼來的)的奧秘。
雙性伊底帕斯的創傷： 孩子在情感與性上會渴望佔有雙親，這種雙向性（正負性伊底帕斯）通常從孩子的妒羨中顯露。特別是朝向同性雙親的伊底帕斯，孩子會希望在性上可以佔有同性父母，或者希望自己可以成為異性父母。這種渴望背後隱含著對特權與神奇力量的幻想。雖然這種傾向會在成年後持續存在於潛意識中，但要「哀悼」並撤回這種雙性傾向，選擇一種性別來愛，往往是一段艱困的歷程。(當然這個論點在當代論述雙性戀或者無性戀時尚有可思考的空間)。
在處理這些創傷時，母親（或主要照顧者）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Mary Main 的依附理論告訴我們，身體接觸是一個「雙向觸發器」。當母親抱起嬰兒時，她自身的原始感受、幻想與焦慮也會被喚醒，這些多半來自她早年的經驗。照顧者能否在身體和心理上真正迎向孩子，取決於她內心對「自己與雙親」關係的記憶與感受。嬰兒如何體驗自己的身體，必須經過母親對他身體的感受所過濾。因此，母親的身體與心靈，就像一個容器，接住嬰兒無法言說的原始感受，並將它們轉譯成可承受的情緒與意義。若這個容器缺席或失靈，那些無法被容納的感官經驗就會像沒有出口的洪水，堵塞在心智中，日後可能以身心症狀或關係困難的形式浮現出來。
第四重點：心智化的歷程：從生理反應到心理理解
當我們在精神分析中思考身體，心智化指的是將純粹的身體刺激與感官經驗，轉化為可思考、可說出的內容的能力。這個轉化是人類發展中最為關鍵的一步。
當嬰兒的身體刺激，例如飢餓或不適，得到母親良好且及時的回應時，這些刺激才不會僅僅停留在身體層面，而是被賦予情緒與意義。母親的擁抱、溫柔的聲音，讓嬰兒體驗到「我的不舒服被看見，被容納」(或許接下來可以被照料)。於是，原本的「身體反應」——哭泣或僵硬——升級為「心理理解與調節」——我能感受到焦慮，但我知道這會過去。這個從生理到心理的轉化，讓個體從「只會用身體反應」的階段，提升到「能用心智理解與調節」的能力。
在治療室裡，這個歷程被重新上演。病人帶來他無法言說的身體感受，而治療師則扮演了這個心智容器(container)的角色。透過治療師的涵容與轉譯，病人才有機會把那些「只會用身體反應」的階段，提升到「能用心智理解與調節」的能力。心智化是讓一個人從受苦中解脫，並走向自我覺察與自我調控的必經之路。也是治療師在分析實務除了詮釋之外重要的能力(另一個是鏡映)。
第五重點：凝視的臨床意義：看見與被看見
「看見」與「被看見」是形塑具身化自我、促進人格發展的核心驅動力(Lemma, 2015)。唯有先被他人看見，我們才能透過對方的眼睛，看見自己的各種可能。
在分析歷史中，佛洛伊德設計的躺椅，最初是為了幫助分析師迴避被凝視的不適。然而，對於許多以身體表達痛苦的個案，缺乏視覺接觸可能反而阻斷了關鍵訊息的交流。在面對面工作中，那些細微的姿勢、呼吸、眼神游移，往往比言語更直接地揭露衝突。如果分析師以躺椅作為防衛，無疑是悄悄關上這條重要的通路。
Lemma曾和一位跨性別個案工作過(待會第二部分會詳談)。她需要的不只是詮釋，而是透過L的表情，看見治療師能否承受她「被困在男性身體」、「感覺四分五裂」的痛苦。當L用眼神誠實回應這種痛苦，她也終於能觸及自己長年壓抑的哀傷，慢慢開始整合自我。
其實，這條「被看見的軌跡」從嬰兒時期就開始了。母親的凝視像一面鏡子，勾勒出我們「我是誰」的輪廓。長大後，父母、老師、伴侶的目光層層加上來，形成了我們的身體意象與內在形象。治療室裡，個案一邊說話，一邊偷偷瞄分析師，也好像在問：「你聽懂了嗎？」「我的情緒會嚇到你嗎？」
這些微小的眼神交換，就是看見與被看見真實相遇的場域。而神經科學的研究，特別是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的發現，為這種體驗提供了生理學上的佐證。鏡像神經元讓我們的大腦在看見他人動作或情緒時，能夠「預演」相同的活動。當我們看見、聽見或想像對方的經驗時，身體會自動啟動「具身模擬」（embodied simulation），相同的肌肉群悄悄收縮，相似的情緒化學物質在體內釋放。這意味著，在語言尚未介入之前，我們的身體已經完成了對病人感受的粗略翻譯。
好的治療師，不只是有耳朵聽，還需要有宛如電影導演心思細膩的眼睛，用心去感受，甚至動用整個身體去接住那些還沒有被說出口的訊息。
第六重點：治療師的責任：轉化、涵容與陪伴
面對這些無聲的投射與身體感受，分析師的責任並非被動承受，而是主動轉化。比昂（Bion）稱之為「將原始感受轉化為有思考者的思想」。這需要我們在工作中進行三個關鍵步驟：
自覺： 我們必須隨時掃描自身的身體訊號，清醒地分辨哪些感受屬於病人，哪些源於自己。這需要以治療師對身體的長期覺察為基礎，悉心留意能否讓self可以安居於身體之中，看看它們怎麼彼此交流。
涵容： 我們需要允許那些不舒服的感受存在於自己體內，而不急於排空或行動。這是一種強大的心理能力，意味著我們願意成為一個容器，接納那些未經處理的混亂與痛苦。
轉譯： 在合適的時機，我們需要用語言將這些身體感受「回返」給病人，邀請他們共同探索。例如，當病人感到胸口悶痛時，治療師可以說：「我注意到你剛剛呼吸變得有點急促，你的胸口是不是有種沉重的感覺想要擺脫？」透過語言，在身心之間搭一座橋，讓原本無法言說的身體感受，變成了可討論、可思考的內容。
因此，治療師的身體不再僅是情緒的接收器，而是引導病人走向心智化的羅盤。我們不僅以言語與病人對話，更以身體進行著一場深層的協奏，共同將無聲的痛苦，淬煉成可言說、可思考、可轉化的力量。
第七重點：從戰場到歸屬：身體與認同的最終整合
我想透過挪威電影《關於愛》（About Love）來為大家講述一個關於身體如何從「戰場」走向「歸屬」的故事。
影片中的主角是一位年邁的治療師，因對愛滋病的恐懼而禁慾數十年。對他而言，身體並非一個情感與親密的居所，而是一個潛在的威脅、一個必須嚴格防守的戰場。這種恐懼不僅造成了數十年的禁慾與情感孤立，更像一種無法言說的創傷，最終以攝護腺癌的形式在身體上具象化(這是一種近乎閹割男性的疾病)。
然而，故事的轉捩點，是當他在日日搭乘的渡輪遇到一位年輕酷兒護理師；渡輪在這裡有引渡與交流的意象。這位護理師展現了與他截然不同的身體態度：他對自己的身體與性體驗不帶恐懼，能坦然地以此作為體驗關係與愉悅的載體(雖然也不能小看愛滋病從上一代的無藥可醫到這一代的慢性病，以及與時俱進的多元性別平權思潮)。這種無所畏懼的坦誠，讓護理師的身體成了治療師最需要的「容器」。(特別在他提醒女醫師，在罹患攝護腺癌的病人中有許多男同志，不僅失去了陰莖勃起能力，也失落了被肛交的快感，可謂是雙重失落；當然也包括他可以看到治療師雙眼中深沉的哀傷)。在他們相處的過程中，護理師的溫柔細膩，源於他感受到治療師身體的寂寞與痛苦。他對待治療師身體的方式，不是那種剝削性的性慾望，更是某種透過身體共振所產生的同理(幾乎可以說是為他把屎把尿)。在最後一場深夜的對談戲中，我們看到這種「身體的接住」達到了高潮。護理師的身體，作為一個能容納他者恐懼的容器，將治療師長年壓抑的焦慮與哀傷找到了表達，讓他的身體不再是充滿恐懼的戰場，而是真正的歸屬。這特別體現在最後護理說能否陪他睡覺度過漫漫長夜時，他不僅同意，而且像個孩子被護理師全然擁抱，此刻他也伸出手來，握住護理師的。
在每一次的臨床相遇中，我們不僅是治療師，更是陪伴者。我們尊重並運用自己的身體感受，為病人開啟一條重返自身、重新命名經驗的道路。當我們與病人共同探索，當雙方的目光彼此映照，那些沉默的苦痛得以被看見，也才有被轉化的可能。
多元性別與互為主體第二部分講稿：看見與被看見
王明智心理師
前言
讓我接下來聚焦在案例的部分。在許多關於性別的討論中，我們常陷入「先天或後天」、「正常或病態」的二元對立。今天，我們將嘗試戴上另一副眼鏡，特別是「被看見」與「具身性」的視角，來理解跨性別者內在世界的複雜與真實。
第一重點：心靈的羅盤——具身性與「心靈錨點」
首先，讓我們從一個充滿哲學意味的提問開始：「我是誰？」瑞典詩人 Tomas Tranströmer 在他的詩作〈名字〉中，描述了一段令人震驚的經驗：他在開車時因為疲勞而小憩，醒來後卻經歷了短短十五秒的「自我失憶」。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醒著，卻不知道自己是誰、身在何處。他形容自己像「麻袋裡的貓」一樣驚慌亂竄，直到他的「名字」如天使般回返，才重新找回了自我。
這段描述，為我們開啟了「具身性」（embodiment）的深刻洞見。提醒我們，身體的穩定與心靈的錨定，並非理所當然。當我們失去「名字」(或者說自體感、自我認同等)這個心靈座標，身體就會像一艘無人駕駛的船，陷入混亂與失序。
心理學家 Fonagy 提出的「隨機且顯著的鏡映」（marked and contingent mirroring）概念，完美地解釋了這個現象。嬰兒出生後，他的感官經驗是零碎且無意義的。當照顧者「因應嬰兒當下狀態」給予即時、精準的回應，例如模仿他的表情、動作，並用語言為這些感受「命名」時，嬰兒便開始把這些零碎的感覺組織成一個可理解的「自我」(self)。
「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並非來自天生，而是源自於早期身體經驗與人際回聲的交織。我們的身份感(identity)，是感官經驗與他者心智的鏡映所共同建構的。
當鏡映不足，嬰兒的身體感受無法被他者心智所承接與命名，他就會像詩中的「麻袋裡的貓」，被困在一個無法被理解的身體囚籠裡。就像心理學家 Gergely (他與 Peter Fonagy、Mary Target 等人合作，發展出「心智化理論」)在理論中提到的「虛無中的戰鬥」（a battle in the void）。這種內在經驗極端、短暫卻痛苦：感覺不到自我邊界，也抓不到任何穩定的情緒或意義，只能本能地掙扎維持存在感。
身體是原始訊號塔，而他者的「命名」與鏡映，則是將訊號鎖定到心靈座標的關鍵錨點。當這個過程失靈，身體感受便無法被心智處理，導致內在體驗陷入混亂。這正是許多跨性別者長期感到「身體不屬於我」的根本原因，也讓我們得以從這個角度切入，理解他們為何需耗費數十年，甚至透過手術，來重新錨定自我。
第二重點：跨性別經驗的發展性視角——「被看見」的不協調
在傳統的精神分析與女性主義/酷兒論述中，跨性別議題往往陷入兩極化的爭議：一方傾向將其「病理化」，另一方則將其「政治化」。這兩種僵化的二元思維，容易把辯論引向「生物vs.社會」、「正常vs.病態」的對立，卻忽略了跨性別者獨特的主體經驗。
Lemma的反思並非要提出一個「通吃」的理論，而是希望補充一個重要的觀點：從「被看見」的發展動力來理解跨性別經驗。這個框架根植於客體關係與依附理論，聚焦於跨性別經驗中的關鍵動力：在身心不協調的狀態下，被他人的眼光和心智接納，或者，不被接納。
這讓我不禁想到，在參與研討會時某位與會者說：「對多元性別族群來說最好的理論是那些最能回應他們當下關切主題的理論」，我想Lemma為跨性別的理論思考提出了所謂的適切的理論。
Lemma, A. (2015) Chapter 5 The Body One has and the Body One is: The Transsexual's Need to be Seen. Minding the Body: The Bo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Beyond 86:88-101
Lemms研究的起點，來自簡單的假設：某些跨性別者可能帶有早期「被看見失調」的發展缺口。透過質性訪談八位跨性別者，以及一位個案 C 小姐長達五年的的分析治療，檢視了鏡映與依附如何影響他們的身心整合。
這份研究的核心發現是：跨性別者的核心感受是身體與「真實自我」(true self)之間的巨大落差，他們用「gap」、「disjoin」、「incongruity」來形容這種身心不協調。然而，在童年和青春期，他們往往缺乏語言或心智工具，向主要依附對象溝通此落差。
這讓他們活在一個「視覺經濟」（scopic economy）的雙重壓力中：一方面，外表的不協調持續招來他人的凝視，而且是造成斷裂感的凝視；另一方面，他們也在內心不斷檢視自己，較真與許多旁人容易忽略的細節，形成內外交織的自我批判。
溫尼科特（Winnicott）曾說，「心靈棲居於身體」是一項發展成就。這需要早期感官與情感經驗的支持，讓心靈找到一個能安放自我的「身體居所」。但對於訪談中的許多跨性別者來說，這個身體居所往往是處處阻礙，難以安頓。更糟的是，這種內在的搖晃感，不僅缺乏能容納混亂感受的心智空間，當照顧者無法提供適切的心理支持時，個體的身心不協調便更加劇烈。
跨性別經驗的痛點，不僅是身體與認同的不匹配，更是缺乏一雙能「看見並容納」這種不協調的眼光與心智。接下來，我們將透過 C 小姐的臨床案例，深入剖析這個「被看見失靈」的動力如何在治療室中重演與修復。
第三重點：案例分析：C 小姐與視覺移情
C 小姐是一位二十多歲的男跨女（MtF）跨性別者，已以女性身份生活兩年。她因憂鬱與戶外恐慌發作而尋求治療，並接受為期五年、每週一次的分析治療。她的成長充滿創傷：母親酗酒疏離、父親暴力且過早拋棄她們，讓她從小缺乏身體親密與情感「鏡映」。
進入治療後，C 小姐的打扮成為一個強烈的臨床信號。她儒運動員般結實的體格與漫畫、刻板且過度女性化裝扮形成強烈反差，而正是她內心身心不協調的體現。她以這種誇張的外表來追求「過關」，反而放大了生理性別與內在認同之間的不一致。這種行為，在分析治療中被理解為一種「視覺移情」（visual transference）。
C 小姐正在無意識地邀請分析師「看見」並承載那份身心斷裂。有趣的是，分析師最初看到 C 小姐時，曾閃過「希望她可以躺下來」的念頭。這股負面的不協調感，其實是個案投射給治療師產生的反移情，是其身心斷裂痛苦在治療師身上所激起的漣漪。L沒有規避這個訊息，藉由覺察並容納這份不適，才得以真正與個案的內在經驗產生連結。
這個過程可以被理解為三階段：
誇張外觀： 她將內在的不一致「呈現在眼前」，迫使治療師感受其內在的異己（alien）感。這是一種「用身體說話」的方式。
內在表徵： 分析師必須在心中涵容這份視覺衝擊，不急於糾正或批判。等同於提供她早年所缺乏的、首次真實的鏡映。
回映鏡像： 分析師用言語與情感，溫和地將這份內在感受回返給她。這為進一步的探索建立了安全的基礎。
這種「被看見」的強烈渴求，源於她童年早期缺乏「隨機且顯著」的鏡映。她的身體困惑無人命名，導致心智化落空，身份連貫性出現裂縫。因此，每一次面談，都成為一次「能否被看見並接納」的考驗。身體與自我的裂縫轉化為可討論的心理內容，並從視覺表演橋接到情感的流動。最終，協助她將外在的表演內化為較穩定的自我感，而非僅靠外表來維繫身份。
在這個階段，分析師面臨某種誘惑：C 小姐對分析師的詮釋樂此不疲，因為這會讓她感覺與分析師之間有某種特別的「融合性關係」。然而，這種過於緊密的融合，會阻礙分析師看見個案，讓治療工作誤入歧途。幸好，治療師能將反移情作為引導治療前進的重要信號，維持適當的界線，不讓治療陷入過度親密的融合，從而得以持續推進。
第四重點：案例分析：身體疏離與「鏡子迷宮」
C 小姐的內在困境遠不止於治療室裡的視覺移情。她從幼年起就覺得與男性身體格格不入，不憎恨但也無法安住進去。青少年期隱藏認同幾近「爆炸」，十八歲離家斷開原生依附。這種身體疏離感，在她的生活創造巨大痛苦。
她的外觀，尤其是荷爾蒙造就的乳房與殘留的結實男性體格並置，呈現「幽靈般」的封閉感。這不僅是身心不一致的物理表現，也反映出她早期缺乏他者欲望目光與觸碰的創傷——她的父母從未對她的身體投注過情感或關愛；因為無人關注，因此C 小姐過往的身體經驗成為飄盪的幽靈，這種感覺也有點像是不家庭接納的酷兒，在疏離酷異的外表下會感覺到某種珍貴的事物混雜著痛苦被錯失了，隱隱約約地被緬懷。
此種內在疏離感，在公共空間被放大成一場惡夢。對 C 小姐來說，商店櫥窗、路人的目光，就像一座座「鏡子迷宮」。每一道映射都把她的身體切割成「全然錯誤」的碎片，引發暈眩、逃離與恐慌發作。她的恐慌發作，其實是早期目光經驗的重演：醉酒母親模糊而嘲笑的目光，缺席父親空洞、不在場的目光。戶外的映射將這兩種目光合而為一：不是看不見，就是看得令人生厭。
在治療中，治療師必須先貼近她經驗的「是什麼」，而非急於追問「為什麼」。與其問「為什麼你怕外面？」，不如問「在恐慌發作的剎那，你看到了什麼？或感受到甚麼?」這能更貼近她對「客體無法忍受真實自我」的深層預期。
同時，C 小姐的治療也伴隨著一種「扭轉鏡映」（reversal of mirroring）的動力。當她開始模仿分析師的服裝髮型時，表面上是想「成為她」，其下卻潛藏著一個更深的心理動力：她將自身「未被準確鏡映、遭母親嘲笑」的早期創傷投射給分析師，讓分析師也短暫地經驗到「被誤讀、被嘲弄」的感受。這種反移情，讓分析師實際感受了她的羞恥與疏離，也為治療工作提供了最真實的素材。
第五重點：案例分析：手術幻想、幻滅與整合
在治療過程中，C 小姐常將手術想像成唯一出路。每當感到治療師遙不可及，她就重新堅信 SRS（性別重置手術）能一次性解決所有痛苦。她將手術投射為一場「自我誕生」的神話，一個可以創造出一個完整、自足、無需他人的新身體。
這背後隱含著哲學家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提出的「擬像」（simulacra）概念：一個沒有任何原始事物作為參照的複製或圖像。C 小姐的幻想中，理想的母親形象已被抹除，只剩下一個無來源的完美複本。她的原生身體因此變成幽靈，而新乳房成為「我可以不需要任何人」的心理保證(這種劇情也常在那些被辜負的人多年後終於變成沒有過去的人，如基督山伯爵的最後復仇)。
手術幻想也承載著對父母的深層怨懟。童年見證暴力爭吵與想像中的性和解，讓她建構出「親密＝破裂後的激情修補」的劇本。手術成了對母親、對雙親失職的身體化報復。而報復後完美無瑕的身體想像是她跟自己的激情與狂歡。
然而，手術後的現實迅速擊碎了她的幻想。併發症與外觀仍帶有的「陽剛」痕跡，讓她的完美幻想破裂。她對外科醫師怒不可遏，因為身體「還是錯、還是不對」。此時，她的「視覺移情」再次升溫：她直挺聽地凝視著治療師，要她「看見」並內化重構後依然破碎的身體。她要的不是技術性的修補，而是無條件的見證。
治療的關鍵轉折終於出現。幻想的瓦解讓她首次直面：單靠手術無法抹除身心落差。此時，「被看見而不被嘲弄」比任何技術修補都更具治療力。她開始意識到，手術給了她一個「重生」劇本，但真正的修復需要他者目光中的接納，以及對內在裂縫的心理加工，而非單靠刀鋒。
C 小姐的夢，也印證了這個過程。她夢見自己買了一面「古董」鏡，卻摔得粉碎。這面鏡子象徵著她渴望一面能完整映照自我的鏡子，但她每次看見的卻仍是一個支離破碎的自己。夢境也暗示著，她無法忍受去看舊照片，這代表她無法與「舊有的身體」和其歷史和解。治療的任務，便是陪她勇敢地正視這面破碎的鏡子，而非一再地將其逃避或粉碎。但另一個意義治療師選擇不說，因為那代表A小姐也用SRS手術對自己過去的身體施予無情的暴力。
第六重點：案例分析：走出迷霧——哀悼與新關係
SRS 手術後的心理整合，是一條充滿挑戰的旅程。要求 C 小姐去哀悼原初的身體，並承認自己對他人的依賴。這條路徑對她來說充滿背叛感，因為這意味著她必須放下「自我誕生」的神話，重新進入一個需要被照顧、被看見的脆弱位置。
在治療中，她的心智功能逐步從「理想化/分裂」的思維模式，過渡到可以承受哀傷與複雜性的「抑鬱功能」。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她不再只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來看待自己和他人，而是能夠同時涵容好壞、完整與破碎的面向。
這個轉變最動人的時刻，是她主動帶童年男孩的照片進來會談。她首次嘗試凝視並接納那段被否認的身體歷史，這也標誌著她意識到：若不接納舊身體，就無法真正適應新身體。
在術後一年，她達成了幾個重要的里程碑：
開啟了十多年來首段親密關係： 她的伴侶尊重她的獨特性，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安全的「鏡映」關係。
恐慌發作大幅減輕，重返職場： 她不再需要靠「逃離」來避免在公共空間中被凝視。
穿著改為符合實際體態： 她不再需要靠「過度女性化」來證明自己，而是能夠讓外觀與內在感受達到和諧。
她仍肯定 SRS 是必要的選擇，因為這讓她感覺與身體更為協調。但她也清楚地意識到，真正的「與自己的存在達成和解」，並非單靠外科手段就能實現。是長達五年的心理治療，讓她能在一個穩定的關係中，被溫柔地看見、被命名，最終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心靈錨點。
C 小姐的旅程向我們揭示，跨性別的身心整合不僅是一場對身體的改造，更是一場對內在的深刻哀悼與重構。 手術固然是物理上的「新生」，但真正的存在性轉變，發生在那個被溫柔接納的治療空間裡。在其中，被長期否認的「舊我」得以被看見、被哀悼，那些被壓抑的童年創傷與身體歷史，也終於有了被重新書寫的可能。這段旅程的最終目標，並非是消滅「過去的男孩」，而是將其整合為一個完整而豐富的自我敘事。
第七重點：總結與展望：以「廣角鏡頭」理解多元性別
C 小姐的困境源於早年「鏡映失敗」所造成的「身心不一致」。來自父母的投射認同，以及他們無法承接孩子身體狀態的主觀經驗，最終以具體化的方式呈現在性發展與性別認同的困擾上。因此，僅僅關注表層行為或純粹的社會政治論述是不夠的。我們需要一顆多焦點、廣角的心，同時捕捉人際、內在、社會三條軸線的交織。
心理面向： 跨性別者的性別焦慮，往往與早期依附關係如何塑造「身體被體驗」的情感脈絡息息相關。它牽涉到童年創傷、家庭動態，以及無意識的幻想。
社會文化面向： 我們不能忽略社會如何用僵化的性別規範來「系統性地塑形」一個人的性與性別體驗。這會創造一個充滿凝視與規訓懲罰的「視覺經濟」，讓那些不合性別常規的性少數倍感壓力。
生物面向： 我們也要保持對生物因素的開放。即使早期創傷線索不明顯，也要考慮可能的生物學貢獻。但重要的是，生物基底永遠與心理過程和文化力量糾纏運作，無法單獨解釋。
C 小姐的案例，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社會長久以來面對性別議題的侷限性。我們習慣在「先天或後天」、「生理或心理」的二元框架中尋找簡單的答案，試圖用單一的線索來解釋一個人的存在。然而，這只會讓我們陷入簡化論的陷阱，忽略了人性的豐富與複雜。
真正的理解，從來不是在非此即彼的選擇題中做出單選，而是能夠同時觀看身體本能、早期關係、內在幻想，以及社會文化如何共同交織出獨一無二的性與性別故事。也就是打開我們的「廣角鏡頭」，以謙卑與好奇的姿態，去觀看那些在單一框架中被遺漏、被壓抑、甚至被扭曲的生命體驗。因為，只有當我們能夠容納並理解這份複雜性時，真正在性特質上的的接納與共存才可能發生。
多元性別與互為主體沙龍回應
謝謝芝綺早上講到韓團時，為下午場的多元性別做接軌。有趣的是今天講的跨性別或藥愛也都涉及到個案的身體層面。
回應立人稱謂（稱呼名字），病房安排，也不會以夫妻稱之(異性戀常規)，性別友善的考量(如友善廁所)，都關乎著跨性別個案有沒有被看見，被涵容，被接納。
對跨性別而言，不僅是感情可以被接受，也牽涉到性別self的完整，內外協調。當不被環境、客體接納，或者自己幾無法接納，還是嚴重威脅到心理健康。
性別不安不在是個疾病，醫療姿態也改變，轉向性別肯定治療。
回應偉君：人格與認同都具有社會性，有都帶著與他人對話的基礎，聽起來就像是客體關係理論。我們心中都帶有他人的痕跡，當然我們身體也是，這也有點像是剛剛講的身體意象的層次。
憤怒，人建構現實的力量，衝撞現實；憤怒父親的父權；社會建構把創造的力量留給個案自己。
不僅現實建構人，當然人也會建構現實，這兩種都同樣重要。也就是互為主體。
也有學者提到小孩會告訴你哪裡可以找到她的性別真我，就像文瑞最後提到的拼圖一般，剛剛這位小孩的母親就像是如此具有負向能力(無為)的治療師。
回應彥廷：壓迫者如果是自己對於身心不協調的戰場，被壓迫者是自己不被要，想要剷除身體的超我。
回應文瑞：在台灣要動手術非常不容易。改變性別非常困難，那是因為跨性別挑戰社會運作的常規(特別跟生殖續命，情感親疏，還有血統繼承財產有關。)。但是變美變漂亮卻是社會允許的。政府政策卻像是阻礙他們手術的路障，希望未來不要再節外生枝!所以要表現自己已經全然準備好，只差一紙證明而以。這看起來來他們像是被壓迫者，然而，手術只是解決方案嗎?(之後的案例會呈現，把手術當成唯一解決方案的迷思。)
然而，不僅是政府，家人的看見與見證也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