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潰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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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505山風頻道講稿

  • 在討論"崩潰的恐懼之前總會想起"返校"這部電影,我們知道"返校描寫的是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對民間思想的派害與打壓,國家機器透過教官這個位置進入校園施行思想管制,就像是嚴密的防衛組織所執行的任務。

  • 溫尼柯特形容的崩潰的恐懼主要集中在防衛組織的潰堤,讓主體退回到全然沒有保護的初生狀態(甚至更早),失去了扶持與促成的母性環性,任何內外事物的刺激都會造成巨大的創傷。

  • 電影"返校"雖然呈現的是被國家迫害的小人物對創傷的恐懼;但背後瀰漫的或許也可以說是,國家嚴密的言論管制(防衛組織)終究不敵對言論自由渴求的心靈(防衛組織潰堤)的恐懼。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過去,就這麼忘了不好嗎?」


「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



—電影"返校"


方芮欣與魏仲廷,殷翠涵與張明暉




之一、前言:「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電影"返校"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台詞,隨著預告片的播放,不寒而慄之餘也感到一陣心酸。這句電影觸及六零年代白色恐怖的創傷,演員王淨所飾演的方芮欣最終還是選擇面對了她所不願觸碰的罪惡感…



在閱讀"崩潰的恐懼"時,腦中不時輪轉著"回憶、重覆、與修通"這篇文章。似乎是溫尼柯特在向佛洛伊德致意。

這種似曾相識,讓我們來閱讀以下這段文字就可以理解:


要問的是:何以病人不斷為這屬於過去的事而煩惱? 答案肯定是,原始痛苦的原始經驗無法進到過去,除非自我能先將它收集到現在的體驗,納入全能之中加以掌控(設想母親/分析師輔助自我的支持功能)。

換句話說,患者必須持續尋找未曾體驗的過去細節。這種搜羅採在未來尋找此一細節的形式。

除非治療師能夠在此細節已然成為事實的基礎上成功地工作,否則患者將會不停地害怕找到那被迫尋找之事。


另一方面,如果患者準備好接受這種奇怪的事實,即尚未體驗的事情過去確實發生過,那麼在移情中體驗痛苦的道路會被打開,能對分析師的錯誤失敗作出反應。 

後者可由患者以不過度的配額加以處理,患者可以將分析師每次的技術失誤都解釋為反移情。 換言之,患者逐漸將促進環境的原始失敗匯聚到他或她的全能領域,還有依賴狀態(移情事實)的全能體驗。

這一切全都非常困難、耗時且痛苦,無論如何也絕非徒勞。 


Winnicott, D. W. (1974) Fear of Breakdow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1:103-107



我們再讀讀這段:


患者沒有回憶起任何他然忘記與潛抑之事,卻用行動表現出來。使它重現,並非作為記憶而是作為行動;他重複它,當然,是在不知道正在重複它情況下為之。


例如,患者不會說他記得,過去對他父母的權威如何的叛逆與批評;相反地,卻用那樣的方式對他的醫生表現出來。

他不會記得,在他嬰兒時期的性研究中,如何進到一個無助絕望的僵局;但是他產生一堆奇怪的夢與聯想,抱怨任何事情都無法成功,並且確定,他命中註定絕對不可能完成所承擔之事。

他不會記得,曾經強烈地恥於某些性活動並害怕被發現;但是他清楚,他恥於現在著手的治療,並努力對每個人隱藏。族繁不備載。


…這些重複的、在移情中展現的行動中,我們被牽引著走在這條通往喚起記憶的熟悉道路,在阻抗被克服後,記憶會毫無困難地、如同它們曾經那樣地浮現。


Freud, S. (1914) 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Through (Further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II).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12:145-156




(停下來討論)


  • 只是佛洛伊德聚焦的,是在三歲之後有著完整客體,充滿性特質的親職關係體驗。而溫尼柯特在意的,更是一個人的主體性如何在母職的協助下可以安然地長成。

  • 當然兩者都注意到,在這崎嶇的成長路途,路上的坑巴與阻礙,還有嬰幼兒無可避面的創傷。

  • 面對這些創傷,主體尚有防禦組織加以應對,一個好的防禦組織為的是尋求餘裕,一方面讓前方的路還可以走下去,另一方面讓我們可以緩一緩,留待日後回神尚且能夠感受與思考,讓我們更了解自己、他人,以及這個世界。

  • 但是會成病症乃因為防衛組織已成龐然巨物,主體的窠臼;剛開始我們會覺得自己有點不對勁,症狀開始浮現,生活脫軌失序。防衛組織已經從保護我們的寶物變成遮蔽前方道路的障礙。更重要的是,防衛組織已經變成遮蔽我們照看內心的白內障。

  • 溫尼柯特著重在現在過去與未來時間序,強調在防衛悄然運作下,主體感受到面對未來的窘迫,日日驚懼著,不知道會撞見甚麼可怕的事?只是這種恐懼感著實來自過去,因為無法想起,因此我們被陷於某種病症的結界,頓時成為無法超脫於現世的鬼魂。

  • 而要掙脫此種枷鎖,必須從現在的經驗中去尋找去發現,通常都是從治療師的同理失敗或者技術失誤開始,我們被激起種種波瀾起伏,透過這些情緒風暴,再加上治療師的扶持與促進性環境,使得我們可以逐漸地明瞭,最後與脫落的創傷記憶接軌。

  • 佛洛伊德則著重在診療室內的行動化,也就是透過移情所呈現的行動失意,就像是在白天夢遊一般,演出連自己都不記得的過去。

  • 瑞君回應蔡醫師的配套措施:納入全能的領域,治療師可以透過輔助性自我讓個案可以幫忙個案掌握。

  • 蔡醫師:很多夫妻不和,通常是從小小的錯誤與差異。講得愈容易的事情背後都有很深遠的涵義。

  • 瑞君:彼此之間的不理解,幻滅。



(停下來討論)



之二、分析無用:「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過去,就這麼忘了不好嗎?」


選擇遺忘永遠比較輕鬆不是嘛?但方芮欣的靈魂卻因此永遠被困在了過去。如果不去正視那個心中的傷口,是永遠不會得到解脫的。



我必須理所當然地理解和接受對官能症的分析。 

基於這個假設,我認為在這個討論下,分析開始完好如初,然後分析隨波逐流;正在發生的是,分析師與患者在分析中在官能症中共謀愉快,事實上這種疾病是精神病的。


這對分析伴侶一次次對他們共同造就的事情感到滿意。它是有效的,看來很聰明,因著共謀而感覺舒適。 每一次所謂的進步都以失敗告終。 病人把它打碎說:那又如何?

事實上,進展不是進展。這是分析師與患者玩老酒新瓶的牽拖遊戲。

主要問題是,誰能責怪患者或分析師(當然,除非在一條很長的官能症釣線上,會有分析師樂意扮這條精神病大魚,希望藉此通過某種命運的詭計來避免最終的捕獲,例如一對伴侶的死亡或經濟後援失敗)。

我們必須假設患者和分析師確實都希望結束分析,遺憾的是,除非經歷可怕的事,否則已經抵達低谷的底部。 

事實上,有一種出路是病人崩潰了(身體或精神的),可以很好地開始工作。 然而,如果解決方案不夠好,不包括患者對分析的理解與洞察,事實上,我說的患者是無法承受崩潰送到精神病院的社會中堅。


  • 蔡醫師:有很多個案談得看似很成功,背後卻失敗,因為沒有找到問題。有些個案很有成就是因為自我的能力很棒。

  • 瑞君:誤以為功能很好,彼此共演成都很好啊,有進展啊,這是假的進展,核心的問題都沒有被處裡到。

  • 一步步處裡:先是尋常人際,再觸及憂鬱的本質(更難),最後才是更原始前憂鬱客體的部分。

  • 蔡:handling把屎把尿的功夫,在講深刻的事情之前要先做的事情。


(停下來討論)


  • 在治療場景中常見的實情是,隨著治療的進展,分析往往不可能處於風平浪靜的時期。新手治療師往往會困惑,為什麼前一陣子治療很有進展,個案好端端的,為什麼會變得不討喜,甚至開始變得不配合(如長時間沉默)或有脫序行為?就個案這端,治療師也莫名其妙地變得嚴厲或者不理解她?

  • 其實,如果治療都在軌道上進行,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可喜的進展,表示治療即將進入下一階段,前面移情的處理,導致下一個移情的到來,就像是俄羅斯娃娃一般,外面打開裡面還有另一個小娃娃。

  • 但如果一段治療關係永遠和樂如初,治療師溫暖同理,個案很有洞察力,或者談來談去都是那些詮釋,就得留心,會不會有共謀發生。

  • 就像溫尼柯特形容的:"除非在一條很長的官能症釣線上,會有分析師樂意扮這條精神病大魚,希望藉此通過某種命運的詭計來避免最終的捕獲,例如一對伴侶的死亡或經濟後援失敗。"這場老酒新瓶的牽拖遊戲注定要失敗,為了個案的利益,沉悶的共謀必須被打破。

  • 因為共謀屬於舊的心智運作,因此被打破的情況往往會被體現為一種外來物,譬如個案會說經濟陷入困境無法支持治療,但或許個案更想說的是,他覺得治療的停滯讓他白費金錢。又或者這場分析無法進入甚深的潛意識,無法回到更早期的處境之中。

  • 因為有些問題來自於更早期的創傷,故在伊底帕斯期著墨恐怕只是浪費時間與金錢,不如破釜沉舟進入前伊底帕斯期的潛意識中工作。換句話說,官能症的病人像是披著羊皮的狼,而精神病的狼還未現身,如果治療師不夠敏感,病人會給治療師的另一次機會是他的崩潰,可能體現為某次意外,或者身心出狀況,如果治療師這時候還把他誤認為是外在事件的話,那這場分析應該會提早結束。


  • 蔡:佛洛伊德還無法觸及的精神病性,溫尼柯特談榮格自傳那篇文章。


  • 瑞君:到底甚麼是愛?卻也有講反移情的恨

  • 社福機構很難處裡的小孩,


(停下來討論)



之三:理論的進一步應用"怕死":「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


張明暉老師要學生們明白,錯的從來不是他們,而是這個國家,只要能夠活下去,就有改變的希望。


我大部分的想法都受到患者啟發,感謝他們。我尤其欠其中一個患者一句: '驚人的死亡'。 

過去發生的事情是死亡作為某種現象,而非我們觀察到的那種事實。

許多男人女人終其一生都在想,是否可以通過自殺找到解方,也就是將屍體送進死亡。,自殺不是解答,而是絕望姿態。 現在我了解我的思覺失調患者(她確實自殺成功)。

當她第一次說:“我要求你做的事情就是幫忙我,為著正確的理由而非錯誤的理由自殺。"我沒有成功,她在尋找解方的絕望中自殺了。

她的目的(正如我現在看到的)就是讓我說出,她在嬰兒早期就已死去。在此基礎上,我認為她和我原本可以延遲她身體的死亡,直到年老的死亡到來。


死亡以這種方式被視為,發生在患者身上,而患者還不夠成熟到足以去經驗,其意涵為殲滅。 如同這樣,發展了某種模式,在此之中存在的連續性被患者對嬰兒期衝擊的反應給打斷,凡此種種乃被允許的環境因素,因促成環境的失敗而受到衝擊。  

(就這個病人的情況,麻煩很早就開始,由於母親的恐慌,過早的意識在出生前就被喚醒,此外,未確診的前置胎盤造成分娩的複雜變數為其增添艱辛。)



(停下來討論)


  • 如果說害怕崩潰是害怕想起生命早期那種防衛全然瓦解的經驗(誠如溫尼柯特列出的:回到未整合的狀態,永遠墜落,心身合一的喪失,安頓失敗,失去真實感,失去客體關聯的能力。 )那麼怕死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曾經死過? 

  • 生命早期的死究竟是甚麼滋味?就溫尼柯特的個案而言,她因為母親沒有診斷出前置胎盤的疾病,導致她在出生時蒙受極大的創傷(據查到的資料說,前置胎盤會造成大量出血,可能會使寶寶窒息而死)。再加上母親過度恐慌,無法在這個過程中給予寶寶扶持,造成人格核心很大的毀損。

  • 就陳瑞君心理師在週二整理的文獻看來,面對這種情況的寶寶,會造成自我組織扭曲,此外,好的方面會形成自我扶持的假我盔甲,壞的方面可能會造成一種對於倚賴的極端困難(與母親融合的恐懼)。

  • 讓我們想像母親的胎盤病變,子宮作為母女融合的所在地,胎盤作為輸入營養與排放有毒物質的樞紐,小孩可能會經驗到一種吸收與排除的不適感,有毒的母親,或者有毒的幫助無所不在,在生命最早的培育之地,卻成為充滿著死亡氣息的沼澤。

  • 因此,我們可以設想,在移情中個案一定程度的困難於倚賴分析師,因此當個案意識到自己自殺的衝動是不正確的死亡原因,希望溫尼柯特協助她找出正確的死亡原因時。我們可以說,溫尼柯特一定程度上有幫到這個個案,讓她可以一定程度地倚賴溫尼柯特的洞察。

  • 蔡:為什麼我想忘掉卻忘不掉?現在沒有辦法呈現現在看清楚,無法忘掉以前?

  • 怕死的人都已經死去,求生的結果卻像是找死。




(停下來討論)


在這個以「抱持性環境的存在」為特徵的地方,「繼承的潛能」(inherited potential)本身正在成為一種“存在的連續性(continuity of being)。存在的另一種選擇是反應(reacting),而反應會中斷存在且消滅。存在和消滅(Being and annihilation)是兩種選擇。因此,抱持性的環境(The holding environment)的主要功能,是將嬰兒必須對其侵入impingements的反應及導致個人存在的毀滅減至最低,從而 [《親子關係理論》,1960,p. 47] 

消滅的發生是因為核心自我的孤立(isolation of the core self)受到威脅。需要母親的自我支持來保護嬰兒的核心自我;在沒有自我支持ego-support的情況下,嬰兒被迫自己維持這種保護——也就是說,發展出精神病性的防衛(psychotic defences)。  (陳瑞君心理師翻譯)



  • 這段文字說明精神病的防衛是一種崩潰,在生命早期最需要協助的時候不僅缺乏協助,更要去應付外在環境的衝擊,可想而知,此時所長出的精神病性防衛是多麼的原始而強大,不然如何可以活下來?但也因為這樣的防衛,活下來的個案也等同於死去。個體活成像是電影返校中漂泊於人間的鬼魂,渴望記得可以超渡他們的痛苦。

  • 這種精神病性的防衛讓我想到電影狗臉的歲月那個飽受創傷的男孩英瑪(父親遠在國外,母親肺癌末期生命岌岌可危),腦中總是不段播放著被送到外太空做實驗的無辜無助的小狗西卡的畫面。足見他對小狗命運的認同。溫尼考特在談到兒童早期的危險與困頓以這樣形容:那些害怕崩潰的病人並非害怕某個未知的情境,而是害怕回到一種之前的、難以承受的遺棄狀態。太空船在此還有另一個隱喻,就是作為精神病撤退的太空船,全然地孤絕於世,這樣的情緒在電影中被導演幽默地透過運用英瑪回陸地的太空船遊戲被化解,那象徵太空船的機器中途故障卡在半空,卻被眾人同心協力地想辦法解決,最後英瑪被護送回地面。玩捉迷藏的小孩最終被找到。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en50089606/

漫漫回家路:台灣電影中的同志與家庭(部分內容)


#本文於20200年台灣精神分析學會應用工作坊報告,之後會結集出版。 在此僅引用部分內容供大家參考。


異性戀的陰影

《親愛的房客》成功的講述了關於異性戀家庭的陰影如何投射到同性戀身上。

沒有誰要破壞婚姻體制,同與異之間從來不是誰取代誰?而是在異性戀婚姻體制之外,有沒有另一種選擇,或許這就是b e y o n d的意義。

無論是台灣或法國的婚姻平權論戰,都可以感受到這股氛圍:

好像婚姻這兩個字被同志沾上就會失去其理想性;事實上無人可以破壞婚姻體制,更重要的是去思考婚姻體制是否跟得上時代的轉變與潛意識的呼聲。


以台灣為例:就2020年統計,台灣離婚率亞洲第一。台灣生育率世界倒數第一。

法國則是從1980年代開始討論同性婚姻的議題。1999年通過立法的民事契約制度,除了開放給同性伴侶登記,顯然更受異性同居伴侶的歡迎,有高達9成5的民事結合關係是由異性戀締結。

或者說也不是毀壞,而是人類對於建立家庭的概念逐漸在轉變。就連許多異性戀者,也不認為現有的婚姻體制適合他們。



Beyond:對生殖導向的挑戰

傳統家庭的概念是建立在生殖上面,因此會有世襲的血統制,同志婚姻與建立家庭便非常挑戰這件事情。

同志會透過各種方式擁有小孩。比較靠近傳統婚姻體制的便是領養,現今台灣僅能接受單身男子領養小孩,如果是已婚同志伴侶要領養小孩便會被拒絕。有位朋友因為想要領養小孩,因此只能延宕婚期。另一方面,男同志領養小孩,但是他的伴侶卻無法共同收養,另一位爸爸在法律上是小孩的「陌生人」。


分析師Adria E.Schwartz(2014)研究美國同婚後世代,家庭組成日趨多樣與複雜,生殖技術以另種方式改變了母親的本質;母親不再局限於簡單的生物面向(Schwartz,1994),母親的多樣性含括了遺傳母親、懷孕母親、養母...。為了因應這種挑戰,Adria E.Schwartz也提出『triangulation』(1986)的概念,作為伊底帕斯的另一種替代。


「…考量到同性父母家庭中沒有親生父母,主要家庭星座至少由四個人組成,而非三個人。

譬如女同性戀家庭,缺席的親生父親是捐精者。在男同性戀家庭中,它是生母。在父母不孕的異性戀家庭中,可能是其中之一。在這些家庭與收養家庭中,親生父母是孩子遺傳歷史的影子。

…我們有理由認為,圍繞著捐精者或生父,不管已知還是未知,作為完整客體(生父)或部分客體(唐納德-精子),很可能存在於意識與潛意識的幻想中(Ehrensaft, 2000)。事實上,其他形式的受孕幻想可能類似於那些領養孩子的家庭。被收養的孩子至少有三或四個父母:兩個親生父母和一個或兩個養父母。」


捐精者也有可能是伴侶的手足,如此小孩就血緣上會更接近兩位伴侶。

我有聽過一對男同志各自找對方姊妹的卵子,再加上對方兄弟的精子,再請代理孕母懷孕,生下兩個寶寶。也有可能找好朋友來捐精,這位好朋友就成為小孩的生父,但是參與這位小孩成長的方式則為像是「教父」或者「乾爹」。台灣紀錄片《非法母親》便是女同志將伴侶的受精卵植入自己的子宮受孕,這樣會有小孩是兩人共同擁有的感受。

女同志因為具有生養的實際經驗,帶來兩位母親競爭的問題。

譬如一位事業成功的女同志案主,她的伴侶較不成功,因此透過生養小孩來與案主競爭;再加上案主不認同自己的母親,造成懷疑自己具有母性,也造就她與小孩的隔閡。經過分析治療,後來案主也懷孕了,也為她們原有的小孩增添手足。



Beyond,伊底帕斯之外

面對後同婚世代,核心家庭想像的伊底帕斯或許也需要新的隱喻與神話,解構後再建構。

新世代的分析師與理論家便提出不少新想法;美國精神醫學會於2002年整理了近30年的研究,顯示出許多由同志家庭養大的小孩在情感、認知、社會、及性功能均與異性戀雙親養大的小孩無異。對小孩最有利的因素並非雙親的性取向,而是穩定的依附關係,以及具有責任感與滋養性的雙親。

分析師Kenneth Lewes在"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Male Homosexuality"這本書中也提出:分析理論的主要缺陷是對伊底帕斯情結巨大的誤解,長久以來,伊底帕斯情結被認為是通往正常、健康的異性戀儀式。這種誤解在異性戀健康與同性戀疾病之間造成了錯誤的二分法。事實上,這種情結可能導致 12 種替代解決方案,其中 6 種是異性戀,6 種是同性戀。


「所有結果都是創傷性的,」他寫道,「而且,出於類似的原因,所有結果都是『正常的』。」


美國分析師Jack Dresher (2022)也批評分析社群對伊底帕斯情結假設,過於普世皆然會對個體化是種阻礙;對單一發展路線太過強調,會產生一種具有偏好的發展階層,帶來專業的威權主義與不尊重。譬如:認為男同志的發展就是因為太過固著在前伊底帕斯期的狀態。

Jack Dresher也指出分析研究未來需要著重在改善同志家庭的生活品質,而非擔心他們會不會把小孩變成同志。尤其要趕緊跟上當代社會以及科學的發現,反映在發展理論上的與時俱進。



同志的先天性:非主流?變態?非常態?缺陷?

最後我想談談對同志社群的治療立場。

同志有其生理因素影響,而這生理因素或說是同志的本質,就同志的主觀而言,不一定覺得自己是缺陷,或劣勢。雖然生殖主義者會這樣定義。

然而,主流社會對於失去生殖功能導致人類滅絕的恐懼,更多是投射在同志身上。此種文化社會的潛意識,透過父母的期望與幻想,一點一滴的加諸在同志身上,造成同志對自己天生本質的不確定與貶抑。

因此,我認為恐同症不只是社會層面,也具有很原始且潛意識的層面。



讓我想起溫尼柯特


「嬰兒與環境母親之間的相互溝通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微妙的,研究它使我們投身於母親與嬰兒的研究。 我只談一點。 或許對於嬰兒來說,與環境的母親溝通時,她的不可靠證實了這點。 嬰兒被打碎了,如果母親能把自己放在嬰兒的位置上,如果她能在嬰兒的臨床狀況下認出破碎的情形,這就是母親採取的溝通。當其可靠性主導後續的場景時,嬰兒僅透過持續存在,並根據個人成熟進程持續發展來進行溝通,但這幾乎不值得稱之為溝通。」


Winnicott, D. W. (1965)


在治療同志的歷程中,分析師或者治療師所面臨的挑戰是,隨時都要與自己的不可靠作戰。

甚麼叫做母親要把自己放在嬰兒的位置上,了解嬰兒被打碎的情況?或許這就是治療師要了解自己的不可靠,還有自己因著不可靠造成個案受苦的情況。

換句話說,也就是治療師有看出自己因為同理失誤,環境母親的失敗,並且可以處裡它的能力。這種情況往往被治療師感知為被誤解,看似艱難的處境,往往是治療的開端。

如何透過這種沒有抱持好嬰兒,導致嬰兒墜落的窘境,並且試圖把它轉化為治療前進的動力,是治療能力的進一步發展。相對來說,也是個案或者嬰兒能力的大躍進。足以把嬰兒引入一個可以客觀感知客體的世界,達到思想上的民主主義。

這或許是我們在面對同志案主的慾望,某種非常重要的態度。



治療可以做甚麼?

在治療同志案主時,我們不能僅把它歸為早期創傷的影響,而是要對這樣的創傷具有敏銳度以及同理心)。對於同志來說,生活的每一刻都得面對這樣的創傷,因此變得非常敏感。

特別要小心在治療關係中,不要落入這種創傷的共演。這種共演除了個案本身的病理之外,當然有著性別體制在背後推波助瀾。能否理解以及處理這種創傷,往往也會讓同志個案感覺診療室是否像是一個「家」。

當然我們已可以說,每一個人都在經驗這種創傷,譬如身在強勢文化的異國游子,或者身障的小孩,每天因為發現自己身處常態分配標準差之外,感受到壓抑與貶抑,或者自我懷疑及被害感。這是人性共通的一部份,這部分也非常需要治療者(環境母親)的感同身受。

在同志要被引渡到接受外在社會跟他們不同之前(精神分析強調的差異),這種感同身受尤其重要,既使是給予個案某種「錯覺」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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