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種傳染病的帶原者要被當作罪犯看待。
很不幸的，hiv是唯一例外。
人類，透過這個疾病
投射了集體對性、對(自身)多元性別(潛力)的害怕與恨
彷彿有了一個出口，就可以把這種恐懼分裂出去，與此毫不相干。
汙名愈深，恐懼愈大，
媒體說愛滋教師蓄意報復
我想，應該是這個社會對感染者的"集體報復"。
很不幸的，hiv是唯一例外。
人類，透過這個疾病
投射了集體對性、對(自身)多元性別(潛力)的害怕與恨
彷彿有了一個出口，就可以把這種恐懼分裂出去，與此毫不相干。
汙名愈深，恐懼愈大，
媒體說愛滋教師蓄意報復
我想，應該是這個社會對感染者的"集體報復"。
參考文章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276
【讀者投書】江河清：涼山兄弟與愛滋教師
2013/04/13
關鍵字:
在《我的涼山兄弟》一書中，醫療人類學家劉紹華探究為何一個偏遠的四川村落會變成中國海洛因和愛滋病的雙重「重災區」？作者指出戰後中國的族群政策、經濟快速變遷、不平衡的地區發展，迫使身為少數民族的諾蘇人落入政治經濟邊緣，於是諾蘇青年紛紛出走闖盪，並以海洛因尋求精神快感與象徵消費力，愛滋病毒也就跟著藥物在這偏鄉小村裡迅速傳播流動。
類似諾蘇人的邊緣愛滋故事也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發生，不論是通過共用針頭或性行為傳染，愛滋病毒傳播的主要群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他們都是各個社會中的邊緣、劣勢成員，而各個社會對於愛滋的污名也常衍生於既有的社會偏見。所以，正如劉紹華所言：「問題不在毒品，愛滋亦非末路。」愛滋病毒的散播有其社會性的病因，也就是社會結構的暴力與不平等，讓生物性的病毒得以在各個邊緣社群裡傳播蔓延。
從另一方面來說，病毒不會預先選擇一個人的身份後才決定要傳染給某一個人，病毒也不會歧視任何人，所有的歧視都是人為造成的。然而，一個人的性別、性向、種族、階級、年紀等身份位置卻會深刻地影響到他/她接觸到病毒傳播的機會；於是有一些人會比另一些人更容易暴露於病毒傳播，愛滋的污名更進一步生產了所謂的「高風險族群」。所以，愛滋防治並不只是一個公衛或醫學上的問題，愛滋病更是一個關乎社會邊緣與不平等的問題。
回過頭看台灣的愛滋議題，去年底有一位愛滋感染者的國小老師被一封匿名信「檢舉」而引起軒然大波，當事人因涉嫌「惡意傳染」遭起訴。媒體紛紛報導當事人在感染愛滋病毒後戲劇化地心生怨念「報復」，轉而欺瞞引誘其他未感染者，舉辦性愛派對與藥物狂歡。
各家新聞報導內容各有出入，但卻都一再重述了在地的愛滋污名與性少數偏見：感染者被設想為心性不良的極端份子，法律也將感染者預設為潛在罪犯，可能惡意散播病毒；而平凡無辜的老百姓倘若一時貪玩、稍不留意就會被無良嫌犯誘拐欺騙，受害得病。在這套思考邏輯下，搭配戲劇性的新聞敘事，大眾對於性少數的歧視、毒品的偏見、感染者的污名也都被再次加深。
於是人們更加理所當然地指責新聞事件裡的個人性道德，並進一步放大社會集體對於愛滋病與感染者的恐懼，大到我們都難以再去檢視台灣的愛滋教育出了什麼問題？法律將感染者入罪對於實際的防疫工作到底有何幫助，抑或只是讓感染者感受到更強大的疾病污名，也讓社會大眾更加恐懼愛滋、排斥感染者？此外，追尋性狂歡與藥物迷幻究竟只是個人放縱，或者有更深沈嚴肅的次文化反抗？部分新聞報導說當事人以散播病毒作為「報復」，卻沒有繼續追問這個報復的社會心理到底如何發生？
最後，當司法與媒體不斷追問當事人是否「惡意傳播」疾病時，我們或許更應該質問現有法律是否也對於感染者充滿惡意，並且諷刺地用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起訴感染者？當人類學家批判政治經濟結構的暴力愛滋在涼山蔓延，又是什麼様的政治經濟結構問題讓愛滋得以繼續在台灣傳播流動？
【參考資料】
※ 我的涼山兄弟
※ 一封信啟動了愛滋恐慌（江河清）
（作者為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人類學碩士，台大社會系研究助理）
類似諾蘇人的邊緣愛滋故事也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發生，不論是通過共用針頭或性行為傳染，愛滋病毒傳播的主要群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他們都是各個社會中的邊緣、劣勢成員，而各個社會對於愛滋的污名也常衍生於既有的社會偏見。所以，正如劉紹華所言：「問題不在毒品，愛滋亦非末路。」愛滋病毒的散播有其社會性的病因，也就是社會結構的暴力與不平等，讓生物性的病毒得以在各個邊緣社群裡傳播蔓延。
從另一方面來說，病毒不會預先選擇一個人的身份後才決定要傳染給某一個人，病毒也不會歧視任何人，所有的歧視都是人為造成的。然而，一個人的性別、性向、種族、階級、年紀等身份位置卻會深刻地影響到他/她接觸到病毒傳播的機會；於是有一些人會比另一些人更容易暴露於病毒傳播，愛滋的污名更進一步生產了所謂的「高風險族群」。所以，愛滋防治並不只是一個公衛或醫學上的問題，愛滋病更是一個關乎社會邊緣與不平等的問題。
回過頭看台灣的愛滋議題，去年底有一位愛滋感染者的國小老師被一封匿名信「檢舉」而引起軒然大波，當事人因涉嫌「惡意傳染」遭起訴。媒體紛紛報導當事人在感染愛滋病毒後戲劇化地心生怨念「報復」，轉而欺瞞引誘其他未感染者，舉辦性愛派對與藥物狂歡。
各家新聞報導內容各有出入，但卻都一再重述了在地的愛滋污名與性少數偏見：感染者被設想為心性不良的極端份子，法律也將感染者預設為潛在罪犯，可能惡意散播病毒；而平凡無辜的老百姓倘若一時貪玩、稍不留意就會被無良嫌犯誘拐欺騙，受害得病。在這套思考邏輯下，搭配戲劇性的新聞敘事，大眾對於性少數的歧視、毒品的偏見、感染者的污名也都被再次加深。
於是人們更加理所當然地指責新聞事件裡的個人性道德，並進一步放大社會集體對於愛滋病與感染者的恐懼，大到我們都難以再去檢視台灣的愛滋教育出了什麼問題？法律將感染者入罪對於實際的防疫工作到底有何幫助，抑或只是讓感染者感受到更強大的疾病污名，也讓社會大眾更加恐懼愛滋、排斥感染者？此外，追尋性狂歡與藥物迷幻究竟只是個人放縱，或者有更深沈嚴肅的次文化反抗？部分新聞報導說當事人以散播病毒作為「報復」，卻沒有繼續追問這個報復的社會心理到底如何發生？
最後，當司法與媒體不斷追問當事人是否「惡意傳播」疾病時，我們或許更應該質問現有法律是否也對於感染者充滿惡意，並且諷刺地用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起訴感染者？當人類學家批判政治經濟結構的暴力愛滋在涼山蔓延，又是什麼様的政治經濟結構問題讓愛滋得以繼續在台灣傳播流動？
【參考資料】
※ 我的涼山兄弟
※ 一封信啟動了愛滋恐慌（江河清）
（作者為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人類學碩士，台大社會系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