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對於現代文化來說，是種很微妙的存在。我們走進電影院，集體做夢。
戲院像是潘朵拉盒子，承載了不見容於世的慾望；或者像月光寶盒，帶領我們穿越現實，實現夢想。
電影無視於現實的侷限，滿足內心深處的全能幻想；在電影裏頭，我們可以有各種可能，活出各種人生。相反的，如果我們把這些幻想付諸行動，就會對適應造成威脅。
為了可以安然地存活於世，電影成為內心世界與外在現實的過渡空間；透過它的存在，我們的心靈得以有所緩衝。
戲院像是潘朵拉盒子，承載了不見容於世的慾望；或者像月光寶盒，帶領我們穿越現實，實現夢想。
電影無視於現實的侷限，滿足內心深處的全能幻想；在電影裏頭，我們可以有各種可能，活出各種人生。相反的，如果我們把這些幻想付諸行動，就會對適應造成威脅。
為了可以安然地存活於世，電影成為內心世界與外在現實的過渡空間；透過它的存在，我們的心靈得以有所緩衝。
創意作家與白日夢：案例研究
要理解電影與精神分析的關係，佛洛伊德的論文”創意作家與白日夢”是一個很棒的起點。
本文將夢與白日夢、幻想、詩相提並論，這些尋常的心靈運作與病理的症狀ㄧ樣，都是為了滿足現實與道德不容許的內在慾望(特別是性趨力)，所達成的妥協。
文中提到日日生活的尋常小事，往往有意無意地激起內在潛藏的童年願望，面對此種無所不在的激擾，我們只好透過幻想來滿足它。
幻想與白日夢連結了當下與過去(童年)，並且指向未來。詩人通過美學加工將幻想精煉成詩歌，內在肌理充滿了生存的掙扎。
詩歌引領讀者透過欣賞產生愉悅，與詩人共享某種內在的真實。
本文將夢與白日夢、幻想、詩相提並論，這些尋常的心靈運作與病理的症狀ㄧ樣，都是為了滿足現實與道德不容許的內在慾望(特別是性趨力)，所達成的妥協。
文中提到日日生活的尋常小事，往往有意無意地激起內在潛藏的童年願望，面對此種無所不在的激擾，我們只好透過幻想來滿足它。
幻想與白日夢連結了當下與過去(童年)，並且指向未來。詩人通過美學加工將幻想精煉成詩歌，內在肌理充滿了生存的掙扎。
詩歌引領讀者透過欣賞產生愉悅，與詩人共享某種內在的真實。
從這篇論文出發，精神分析把藝術作品視為某種案例研究，呈現作者的生命歷程，隱涵內裏的創傷與衝突。這種取向成為精神分析解讀電影的第一種方式，然而這個觀點與其說是精神分析的，不如說是精神病理的。
維斯康提的電影”無辜者”便充分展現了這個取向對角色的刻劃：
“ㄧ個男人與他人的連結殘破不堪，充滿絕望，永遠逃不出內在監禁，並且總是趨使他人遠離自己，徒留孤單與寂寞。”
維斯康提的電影”無辜者”便充分展現了這個取向對角色的刻劃：
“ㄧ個男人與他人的連結殘破不堪，充滿絕望，永遠逃不出內在監禁，並且總是趨使他人遠離自己，徒留孤單與寂寞。”
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電影與群體分析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來，佛洛伊德的作品轉為悲觀，關心的議題主要針對歐陸因戰爭所導致的劇變，以及隨之而來飽受創傷的人類尊嚴與信念。凡此種種，加上佛洛伊德個人的際遇(猶太人血統，兒子戰亡，女兒安娜差點逃不出來)，使其研究方向轉向悲觀。
1920年的”超越享樂原則”，佛氏引薦了死之本能的概念，攻擊與自我破壞登上精神分析舞台。同時代相關影響還有容格提出的原型與集體潛意識，以及作家湯瑪斯曼撰寫的”耶瑟夫和他的兄弟”(主要受到佛洛伊德研究摩西的影響)。佛氏的觀點激烈地影響了電影研究，方向從個人轉向群體、社會、與文化，克拉考爾撰寫的”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更是其中經典。
克拉考爾說：
”電影就像一個透鏡，透過它使我們瞥見心靈的無限潛能，電影並不是單純信念的宣示。銀幕反射出人類集體的情感，這些情感深埋在意識閘門之下。”
”電影就像一個透鏡，透過它使我們瞥見心靈的無限潛能，電影並不是單純信念的宣示。銀幕反射出人類集體的情感，這些情感深埋在意識閘門之下。”
克拉考爾透過他的研究，展現了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至1933年間，對於威權與無情國家領導人的興趣。這些都可以在”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不死殭屍—恐慄交響曲”, 以及”馬布斯博士”等片中找到蛛絲馬跡。
克氏後來的作品持續關注美國電影對西方女性角色的再現，其中的符號與象徵。研究方法無疑受精神分析影響甚鉅，預設潛意識的存在，特別是集體潛意識(非容格所言)反映當代人的幻想與需求。
從臨床診斷立場出發的電影分析，往往失之表面，難以碰觸電影核心。然而克拉考爾的分析直抵人性深處，不假修飾地揭露共同演出的集體神話。
另一方面，克拉考爾對德國電影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古老的傳統與權威，如何被逐步地打破；野心家透過政治喚醒人民生命早期尋求安全的幼稚需求，然後漸次地將這些碎裂的結構，被這種非常早期的退化狀態所取代。
如同德國分析師米切利希的論述:”惡的宰制”後面需要異常偏執與堅固的幻想結構來支撐，在這種幻想的背後，渴求著宛如卡里加利以及希特勒之流的暴君。這個保守且道德狹隘的父親形象，投射出內在嬰兒毫無節制的全能感。此ㄧ邪惡的犯罪父親，施行全能魔法，奴役著無助且全然倚賴的嬰兒。
無論是在奧斯維辛與古拉格集中營，或者蓋世太保與中情局等慘絕人寰的機構，皆可發現相關幻想的存在。幻想的內容圍繞著”凡事皆可能，思想退回到萬惡宰制的深淵中”，主要為了對抗難以忍受的脆弱犧牲者焦慮。在此原初幻想中，性的差異被驅散，雙性戀傾向取而代之，父親母親與嬰兒的關係三角被ㄧ個精神病特質、與全能雙親融合的、在性特質上沒有區別的小孩所佔據。於是人類的價值與主體性消融其中，再也無法對極權體制產生任何防衛。
從心理傳記的觀點賞析電影
精神分析對電影的第三種解讀方式，主要是針對藝術家進行研究，特別是在心理傳記學的脈絡下解讀藝術作品。
克拉考爾嘗言：決定用哪一種觀點來分析電影本來便是不容易的過程，畢竟電影是動態且集體的創作，最好能彈性轉換不同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克拉考爾嘗言：決定用哪一種觀點來分析電影本來便是不容易的過程，畢竟電影是動態且集體的創作，最好能彈性轉換不同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ㄧ些形式主義的追隨者與英美新批評主義，重新進行文學的傳記學取向研究。這是一種對作品的描述性觀點，透過獨特的表達符合讀者的期待；至於傳記學的觀點則用來作為對於作品的補充，使其與作者的作品互相輝映。
這種取向讓人想到佛洛伊德對於達文西童年的研究，並分析其畫作來重構達文西與母親的關係，還有如何地再現母嬰關係到他的自戀，及與學生的情愛關係裡。
※延伸閱讀:
(閱讀的文章是Mikael Enckell的”Film and Psycho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