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主要在理論上詳細說明移情發生的機制。會這樣論述主要是想藉此說明精神分析對於人際關係的觀察，並非現實中的人際關係，而是內在的客體關係。
如果錯把因為分析治療而生的人際關係誤認為真實的人際關係(譬如個案希望可以跟治療師做朋友)，恐怕是一種情感上的錯置。
如果錯把因為分析治療而生的人際關係誤認為真實的人際關係(譬如個案希望可以跟治療師做朋友)，恐怕是一種情感上的錯置。
行文雖然有點抽象，但反覆咀嚼應可以掌握。
這讓我想到佛洛伊德在"移情：一個愛的觀察"這篇論文中談到移情之愛不等同於真正的愛情。
然而，真正的愛情又不免沾染移情的影子(我們幾乎都是透過愛情來再現昔日與父母的關係)。
所以孰真孰假終究也是真假難辨，柯赫特簡單的文字道盡一切：
然而，真正的愛情又不免沾染移情的影子(我們幾乎都是透過愛情來再現昔日與父母的關係)。
所以孰真孰假終究也是真假難辨，柯赫特簡單的文字道盡一切：
"所有的移情都是重複的，卻不是所有的重複都是移情。"
《內省，神入，與精神分析---在觀察與理論模式中的關係檢驗》 #之五
接下來我們要在分析理論的框架下，探究內在與人際衝突，特別對於那些常被表達的看法，如：精神分析"不夠人際”，或者使用一人參考框架(one-body frame of reference) 而非社會母體( social matrix)框架，加以探討。
這些觀點沒有考慮到分析觀察的基本組成本來就是內省的。因此，我們必須將人際關係這個詞(在分析中)定義為：朝向內省的自我觀察而敞開的人際經驗；它與社會心理學家及其他人使用的人際關係詞彙，如互動、交易等...截然不同。
這些觀點沒有考慮到分析觀察的基本組成本來就是內省的。因此，我們必須將人際關係這個詞(在分析中)定義為：朝向內省的自我觀察而敞開的人際經驗；它與社會心理學家及其他人使用的人際關係詞彙，如互動、交易等...截然不同。
弗洛伊德早期研究乃針對精神官能症內省與神入之探究。這些努力獲得兩大發現：（1）無意識，（2）移情現象，即無意識對心靈容易靠近的部分產生特殊影響。4.
持續內省導致移情精神官能症，認出某種發生於內在(嬰兒特質和反作用力之間)的鬥爭。分析師相當程度作為移情人物，並非在人際關係的框架中被經驗，而是作為被分析者無意識內在結構的載體。
譬如：一名病人若無其事地報告說，他在分析途中逃掉了公車費的支付。他“注意到”分析師在幫他開門時臉色異常嚴肅。分析師作為移情人物（帶著抗拒不斷內省）成為被分析者無意識超我力量的表達（無意識父親意象）。
持續內省導致移情精神官能症，認出某種發生於內在(嬰兒特質和反作用力之間)的鬥爭。分析師相當程度作為移情人物，並非在人際關係的框架中被經驗，而是作為被分析者無意識內在結構的載體。
譬如：一名病人若無其事地報告說，他在分析途中逃掉了公車費的支付。他“注意到”分析師在幫他開門時臉色異常嚴肅。分析師作為移情人物（帶著抗拒不斷內省）成為被分析者無意識超我力量的表達（無意識父親意象）。
隨著精神分析探究的範圍逐漸擴大，很快將精神病含括進來。分析師被賦予的新任務是：必須帶著前結構的心理經驗，去同理原始心智組織。
對精神病兩大(早期)發現是：弗洛伊德對精神病性慮病（8）的理解，以及陶斯克(Tausk)的對同理或內省的認知。
精神分裂症被機器控制的妄想乃早期自體形式的復甦(而這些經驗在與“你”接觸後旋即失落)，退行到痛苦焦慮的身體經驗中。（21）。持續反思自戀型疾患與邊緣狀態，使我們認識到無結構的心智如何奮力與古老客體保持聯繫，抑或保持著微妙的分離。6
對精神病兩大(早期)發現是：弗洛伊德對精神病性慮病（8）的理解，以及陶斯克(Tausk)的對同理或內省的認知。
精神分裂症被機器控制的妄想乃早期自體形式的復甦(而這些經驗在與“你”接觸後旋即失落)，退行到痛苦焦慮的身體經驗中。（21）。持續反思自戀型疾患與邊緣狀態，使我們認識到無結構的心智如何奮力與古老客體保持聯繫，抑或保持著微妙的分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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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稍後我們會討論到移情。
5. 關於記憶軌跡的接受作為一種結構概念，參見Glover（14）。
6. 在精神病和邊緣狀態中，與邊際客體(marginal object)鬥爭的內省經驗和人際關係的觀察截然不同。研究這兩種理論統合的結果頗具啟發性，可以透過諸如"參與觀察者"之類橋接概念的使用來達成。在這種觀點中，精神官能症的移情客體之結構概念與自戀疾患的古老人際客體之間的豐饒區別已蕩然無存。結果就是出現邏輯和內在一致的精神病理學概念，多樣的臨床現象反而被視為精神分裂症的變異或等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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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記憶軌跡的接受作為一種結構概念，參見Glover（14）。
6. 在精神病和邊緣狀態中，與邊際客體(marginal object)鬥爭的內省經驗和人際關係的觀察截然不同。研究這兩種理論統合的結果頗具啟發性，可以透過諸如"參與觀察者"之類橋接概念的使用來達成。在這種觀點中，精神官能症的移情客體之結構概念與自戀疾患的古老人際客體之間的豐饒區別已蕩然無存。結果就是出現邏輯和內在一致的精神病理學概念，多樣的臨床現象反而被視為精神分裂症的變異或等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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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分析師不是投射內部結構（移情）的屏幕，而是早期現實的直接延續，因為太過遙遠、拒絕、或太不可靠，是故無法被轉化為堅實的心理結構。
分析師在古老的人際關係框架中藉由內省經驗到，他是被分析者試圖聯繫的舊客體，並由此經驗中分離出自己的認同，或者從中蘊生內在結構的一小部分。
例如：一位精神分裂症病人在漠然退縮的狀態下抵達分析會談。在前一天的夢中，他身處積雪覆蓋的荒涼地; 一位女人提供給他乳房，但他發現乳房是橡膠製的。病人情感的漠然與夢乃對於明顯一分鐘的反應，而非在現實上分析師對病人的拒絕。
分析師在古老的人際關係框架中藉由內省經驗到，他是被分析者試圖聯繫的舊客體，並由此經驗中分離出自己的認同，或者從中蘊生內在結構的一小部分。
例如：一位精神分裂症病人在漠然退縮的狀態下抵達分析會談。在前一天的夢中，他身處積雪覆蓋的荒涼地; 一位女人提供給他乳房，但他發現乳房是橡膠製的。病人情感的漠然與夢乃對於明顯一分鐘的反應，而非在現實上分析師對病人的拒絕。
現實中被分析師拒絕的反應當然也發生在移情精神官能症中，能夠認出跟承認它們具有策略上的重要性。
在精神病和邊緣狀態的分析中，古老的人際衝突佔據(策略的)核心；與之對應的乃是精神病精神官能症(psychoneuroses )的結構性衝突。在細節上，同樣的考量也適用於精神病會遇到的結構性衝突 。
在精神病和邊緣狀態的分析中，古老的人際衝突佔據(策略的)核心；與之對應的乃是精神病精神官能症(psychoneuroses )的結構性衝突。在細節上，同樣的考量也適用於精神病會遇到的結構性衝突 。
持續討論內在與人際衝突，就必須討論移情。
弗洛伊德關於移情的基本定義（5）乃明確概念形成的結果：移情是無意識試圖跨越既存潛抑屏障（雖然經常被削弱的）時所產生的影響。被分析者對分析師的覺知所產生的夢、症狀、與觀點，均是移情浮現的重要形式。
目前移情反移情術語的混淆使用（常是社會心理學(意義)的具體人際關係），源自理論框架必須在建立操作模式下所產生(毫無覺察)的不一致。如果我們將早期移情概念融入1923年（12）的結構學，額外將其定義為關於自我的自主權（16）；就能保持操作一致的優點，而不受弗洛伊德於1900年粗糙的心智模式所束縛。
弗洛伊德關於移情的基本定義（5）乃明確概念形成的結果：移情是無意識試圖跨越既存潛抑屏障（雖然經常被削弱的）時所產生的影響。被分析者對分析師的覺知所產生的夢、症狀、與觀點，均是移情浮現的重要形式。
目前移情反移情術語的混淆使用（常是社會心理學(意義)的具體人際關係），源自理論框架必須在建立操作模式下所產生(毫無覺察)的不一致。如果我們將早期移情概念融入1923年（12）的結構學，額外將其定義為關於自我的自主權（16）；就能保持操作一致的優點，而不受弗洛伊德於1900年粗糙的心智模式所束縛。
因此，在治療情境中關於客體移情的經驗，將保有其原本的意涵：作為被潛抑的嬰兒客體以及對於分析師看法（當下現實且不甚重要的），兩者間的鬥爭。
它會清楚劃分成兩種經驗：(1)努力朝向客體，雖從深處浮現，卻不會越過潛抑屏障（參考弗洛伊德“自我和本我”：源自本我的潛抑屏障只會分離出一小部分的自我），和（2）源自自我對客體的努力，原屬於移情，後來與被潛抑的部分斷開，成為自我的自主客體選擇。
重點是要去認出在這兩種情況下，客體的選擇部分源自過去，其後的客體選擇則被童年的模塑所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說，所有的移情都是重複的，卻不是所有的重複都是移情。
它會清楚劃分成兩種經驗：(1)努力朝向客體，雖從深處浮現，卻不會越過潛抑屏障（參考弗洛伊德“自我和本我”：源自本我的潛抑屏障只會分離出一小部分的自我），和（2）源自自我對客體的努力，原屬於移情，後來與被潛抑的部分斷開，成為自我的自主客體選擇。
重點是要去認出在這兩種情況下，客體的選擇部分源自過去，其後的客體選擇則被童年的模塑所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說，所有的移情都是重複的，卻不是所有的重複都是移情。
透過非內省的(歷史)方法想要區分下述兩者是不可能的：（1）過去對心智裝置所產生的影響，以及（2）依然存在的過去殘留對現在的影響(即潛抑的無意識)。透過持續的(科學)內省，我們才能區分：（1）在童年(模式)之後的非移情客體選擇（例如，通常被誤認為正向“移情”的部分）與( 2 ) 真正的移情。
後者能透過持續內省加以解決; 前者則居於結構衝突的場域之外，並不直接受分析內省所影響。
後者能透過持續內省加以解決; 前者則居於結構衝突的場域之外，並不直接受分析內省所影響。
#阿智翻譯於：Heinz Kohut, M.D.的”Introspection, Empathy, and Psychoanalysis—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 of Observation and Theory”
